，互相监督”四个工作组，其中科学规划小组指定由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负责。他们说，当时他们的政治警惕性不高，未怀疑其中有任何阴谋活动，就答应了。以后这个小组开过几次会，起草了一个《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而他们因事因病没有完全参加会议，特别是最后由费孝通（他不在五人小组之内）修改过的文件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就送走了。直到《光明日报》把这个文件发表以后，他们才知道其中有些问题的提法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主要的错误有：要“恢复”和“重视”的话在原稿上是没有的，是有人最后加进去的；强调“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这好像说国家过去对培养新生力量不是一视同仁，或者不是平等地看待似的，这不符合事实；“保护科学家”的提法也不妥当，意思好像是说党和政府不保护科学家，这也不符合事实。

    在那些日子里，曾昭抡过着“挨批——交代——再挨批——再交代”的苦难生活。

    那位曾以《中国西北角》闻名的老记者、新华社总编辑范长江，用风趣的“公式”概括曾昭抡的“交代”：

    头上一顶大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犯罪），

    脚下一双大鞋（从新做人，彻底改造），

    拖一个小尾巴（还要继续交代），

    肚子却很空虚。

    曾昭抡在高压之下，不得不违心承认：他“实际上是章罗联盟中的一员大将，是他们的帮凶。”

    曾昭抡被划为“极右分子”，他也就被撤消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十七次扩大会议决定撤消曾昭抡中央常委职务。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五次全会决定撤消曾昭抡的人大代表资格。

    虽然曾昭抡要求“保护科学家”而受到批判，毛泽东对于曾昭抡的这一条意见倒是听进去了！

    在毛泽东看来，搞建设，没有自然科学家不行。所以，对自然科学确实应该加以保护。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

    《指示》说：

    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右派和我们夺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认真严肃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

    但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更加细致，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

    在反右派斗争中，对挂帅点火的，进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

    对于老右派，主要应该拿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而不可简单地拿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是否是右派来衡量；

    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批不斗”。

    显然，曾昭抡、钱伟长属于“个别情节特别严重非划不可者”，所以还是划为“右派”。

    不过，由于中共中央有这一《指示》，所以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家中的“右派”少一些；即使划成“右派”，处分也轻一些。

    后来，即便到了“文革”，毛泽东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也专门规定了一条：

    “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

    曾昭抡在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后，曾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