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禁区’，你别来采访我！”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下午，当我去上海体育馆对面的大楼里采访复旦大学老教授陈仁炳先生时，他幽默地对我说。

    陈仁炳先生自称“禁区”，是因为据告他是“五人”之一。

    所谓“五人”，是指在一九八零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报告经中共中央审批同意，全国“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中央一级的民主人士共五人，即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

    在这五人之中，四人皆已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唯有陈仁炳先生尚健在。

    这么一来，陈仁炳成了惟一活着的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当然也就成了“禁区”。

    我庆幸在一九八六年闯进了陈仁炳这个“禁区”。此后，在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九日上午，陈仁炳先生就不幸去世了。于是，“惟一活着的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也到那个冥不可知的世界去了。

    据陈仁炳先生告诉我，他生于一九零九年中秋节，换算成公历也就是九月二十八日。他出生在湖北武昌一个基督教徒家庭。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文学院社会系，同年自费赴美国留学。先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然后于一九三六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社会学哲学博士学位。这年秋天回国，任教于武昌华中大学。他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这位头发灰白、面目清癯的老教授，指着墙上挂着的博士证书，风趣地对我说：“幸亏这博士证书是用羊皮做的，很结实。在‘文革’中，红卫兵想撕掉它，撕不破，只好揉成一团，扔在墙脚，被我捡回来了。所以，我现在把它高挂起来，作个纪念。”

    陈先生还告诉我，他的博士论文长达三百七十三页，在“文革”中丢失了。几年前，他给美国母校写信，询问能否复印一份当年的博士论文。美国很快就给他寄来了，因为博士论文在美国学校是作为档案保存的。

    陈先生说，他原本有一房间的书，内中有不少英文原版书，在“文革”中全被抄走。后来发还“抄家物资”，竟然只找到一百零九册！

    陈先生说，在一九五七年，他是作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而遭到批判的。他记得当时的报纸有过报导。

    根据陈先生的提示，我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查到了这篇报道，题为《陈仁炳承认是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

    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骨干分子陈仁炳，最近初步交代了他反对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的一些活动。

    陈仁炳承认他是罗隆基反党集团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他说，他从一九四七年起就靠拢了这一集团，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起完全参加了这个集团。一九四九年民盟召开中央四中全会，罗隆基提名他当选了中央委员。在那次会上，罗隆基打击史良等盟内的进步人物，陈仁炳为罗隆基作“打手”。那时，罗隆基经常邀集他和潘大逵、张东荪、费孝通、曾昭抡等在范朴斋家里开会研究策略。在一九五一年的民盟中央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仁炳和罗隆基小集团的其他成员激烈反对民盟的阶级联盟性质，怕有非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进来。罗隆基还和陈仁炳、潘大逵一起研究过潘大逵的工作问题。最初他们认为潘大逵在四川同楚图南关系搞得不好，工作不顺利，准备把他调到北京搞民盟中央宣传部，继而一想中央宣传部已有曾昭抡，同时四川非常重要，罗隆基认为潘大逵在四川总比不在好，先抓一个副主委也好。此后，罗隆基、浦熙修到上海来，和陈仁炳都有密切来往。陈仁炳还说，他在罗隆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增高，因为他比彭文应更加“埋头苦干”。罗隆基原来想把彭文应搞上一个上海副市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