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仁炳教授告诉我，他所以成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跟张春桥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张春桥担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他跟柯庆施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至担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柯庆施不少报告，出自张春桥笔下。

    在上海，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涌现”了两员“左”将：一是张春桥，一是姚文元。他俩在报刊上劈头盖脑地打“右派”。九年后，这两员“左”将双双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又为“文革”立下汗马功劳。

    当然，张春桥年长姚文元十四岁一一张春桥生于一九一七年，姚文元生于一九三一年，所以张春桥比姚文元要老练得多。姚文元批张三，驳李四，那文章大都署真名，而张春桥深知那些文章见不得人，每一篇文章的发表都意味着埋下一颗钉子，所以张春桥那些“反右”文章，几乎每一篇换一个名字，全是署笔名。

    内中，张春桥写过两篇批判陈仁炳的文章：一篇曰《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署“吴松”，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另一篇则是以《解放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的，题曰《论算旧账》，见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则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予以转载。

    “吴松”的《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差不多占了《解放日报》半个版。此文对陈仁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张春桥在文章一开头，就这么说道：

    陈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会议上说：“我们帮助党整风的最好方法就是向这些党内同志们大喝一声：同志，你必须改走另一条道路了。”陈仁炳的这“另一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呢？从他发言的字面上看，好像是劝人虚心，不要骄傲；实际上，最近揭露出的一些尚不完备的材料，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道路。

    张春桥接着指出：

    许多人揭露了陈仁炳的历史情况，比如，他是右派领袖之一罗隆基长期培养的骨干，曾经担负过“顶住华东”的重任，这些旧账暂时不算，只说近年来，他在沈志远领导下的民盟上海市委工作期间，他同王造时、彭文应、夏高阳、陆诒等等右派分子搞在一起，所作所为，都证明他是“忠诚地”执行了他们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的。

    张春桥对陈仁炳的“右派”言论进行了概括，总结为“六论”：

    一曰“暗无天日”论；

    二曰“辩驳有罪”论；

    三曰“拆桥头堡”论；

    四曰“火烧基层”论；

    五曰“大病重药”论；

    六曰“我们负责”论。

    所谓“暗无天日”论，其实是因为陈仁炳说了一句“某个角落”已“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陈仁炳指的是上海作家协会这个“角落”，而张春桥则把此话扩大为陈仁炳说新中国“各个角落”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然后加以“驳斥”。

    所谓“辩驳有罪”论，则是因为陈仁炳说了句：“在整风运动中是应该着重鼓励人发掘缺点和错误的，决不要拿‘抹煞过去成绩’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

    所谓“拆桥头堡”论，是因为陈仁炳称那些“反右”积极分子为“桥头堡”，要“拆除”。

    所谓“火烧基层”论，是出自陈仁炳的一句话：“整风暂不到基层，是由于基层的‘消防’力量不够。”

    所谓“大病重药”论，是由于陈仁炳常说：“治大病要用重药。”

    所谓“我们负责”论，是出于陈仁炳一句带笑的话：“上影厂有许多同志在我们民盟开会，说了许多话，我们可负责不起责任呀！”

    其实，陈仁炳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