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另一位和罗隆基有着同乡、同学之谊的，是王造时。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也点了王造时的名。

    陈仁炳、彭文应被作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而批判。王造时则无党无派，属无党派人士。

    在“反右派运动”之前，比起陈仁炳、彭文应来，王造时的知名度要高得多，因为王造时是当年的“七君子”之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人，随后移解苏州羁押。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怒，史称“七君子事件”。

    邹韬奋先生曾在他的《经历》一书中，这样描写过当时的王造时：

    我们的“难兄难弟”里面有一个胖弟弟——王博士。这个胖弟弟的样子生得那样胖胖白白，和蔼可亲！他的性情又是那样天真烂漫，笃实敦厚！凡是和我们这个胖弟弟做过朋友的，想都能得到这样印象吧。

    我第一次和造时见面，比认识乃器的时候迟了一半，是在五年前；但是他来看我的情形，却有些和乃器的相类。那时他正在光华大学做文学院院长，为着要替他的《自由言论》半月刊办理登记的问题，特到生活周刊来和我商量。后来在蔡孑民先生等所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开大会的时候，才第二次和他见面。此后没有机会碰着，一直到前年（一九三五年）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他扶病到会，刚巧坐在我的旁边，我们才第三次见面。他对我说，国难严重到这地步，他虽有病，也不得不勉强来参加。他在会场上还起来说了几句激昂慷慨的话；他说要起来组织救国会，先要有准备进监牢的决心，现在他自己果然进监牢了。

    邹韬奋对王造时的品德，非常赞赏。他写了一段十分深刻的评价：

    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

    邹韬奋称王造时为“王博士”，是因为王造时从清华学校毕业后，一九二五年赴美国威士康辛大学留学，一九二九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作为“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站在左翼知识分子的阵营之中。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王造时是中共的盟友，他甚至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他在一九三三年加入宋庆龄、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五年任全国各界救国会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部长。

    王造时和罗隆基的友谊颇深。他在其《自述》中，曾有一段颇有兴味的描写：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九日，王造时和罗隆基一起在上海福州路杏花楼出席田汉五十寿辰聚餐会。散席时，罗隆基和王造时一起走出大门。罗隆基问王造时往哪里走？王造时说，向右走，就会走到黄浦江中去；中间向前，走到马路中心，会被汽车压死；还是向左转，走到跑马厅那边去吧。

    罗隆基一听王造时这番关于“左、中、右”别有风趣的话，会心地笑了……

    虽说王造时“向左转”，可是在一九五七年，他还是被打成“极右派”。只要翻一翻当时的上海报纸，一行行大字标题触目惊心：

    六月十七日，《上海法学界反驳王造时》；

    六月十八日，《上海法学界人士列举事实，揭露王造时的居心不良》；

    六月二十三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上海高校反右派斗争声势浩大王造时、徐仲年等遭到迎头痛击陷于孤立》；

    六月二十六日，《质问王造时》；

    六月二十七日，《王造时代表谁的利益？》；

    六月二十九日，《复旦师生警告右派分子要王造时等认真检查老实交代》；

    七月四日，《复旦反右派斗争声势浩大王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