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还点了陆诒的名。

    陆诒是一位资深的老记者。早在一九三零年，正在上海当小学教员的陆诒，就利用晚上时间，前往顾执中主办的上海民治新闻学院进修。从此，他立志献身于新闻事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便进入上海《新闻报》社当记者。此时，正当抗日的战火在中国大地燃烧，陆诒奔走于枪林弹雨之中，写下一篇又一篇战地通讯，成为名震全国的“战地记者”：

    从长城抗战到百灵庙战役；

    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抗战；

    从娘子关战斗到台儿庄战役；

    从保卫大武汉战役直至滇缅战役……

    夏衍曾说：

    “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新闻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陆诒又忙于采访国共谈判、民主运动，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

    此后，他又用他的笔，不断地报导解放后的种种新闻。他担任上海《新闻日报》副总编辑。

    陆诒曾说：

    “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闯劲，又要踏实工作，要为真理而写，无所畏惧。”

    陆诒正是以“无所畏惧”的“闯劲”，投入了大鸣大放，中了“阳谋”之计。

    陆诒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这样的“鸣放”：

    许多人批评报上的文章。一片教条主义，真像面符念咒，根本谈不到解决思想问题。整天板起面孔“训人”，写文章的人和读者之间，不是处于“平等、友好”的地位，试问谁愿意来看你的报纸，天天受训？另一方面长期训人的结果，也使读者专等报纸上的指示，经验总结，结论等等，一再独立思考，也沾染着不少教条主义，反对来整报纸。

    举例而言，《解放日报》登了一篇范瑞娟的文章，谈到她的丈夫和她的新婚，我看没什么，也可以登吧。但是读者来信雪片纷来，开会讨论，联合抗议，好像天下大乱。在读者来说，这也是一种独立思考，也说明报纸长期推广教条主义的结果。

    谈到宗派主义，先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党和一部分进步的新闻界人士之间，有过长期“共患难，共生死”的历史关系。今天解放了，不管我们旧知识分子身上还有多少缺点，多少错误，需要继续进行改造，可是党总不应该把我们当做“墙外之人”。可惜，这几年来，党和非党的新闻界人士之间，竟然也有墙，也有沟，也有一层木板。

    首先也要怪我们自己不主动，不积极靠拢党。其次，党内宗派主义思想传统，也要负责任。有这样一种思想指导，必然有一批所谓筑墙、开沟、制造木板的“积极分子”，他们专靠打小报告、抓思想来靠拢。于是党群之间有了墙、有了沟、有了一层木板。党对积极分子的依靠，要有一个标准。第一要看他是否真正密切联系了群众，是否正确反映了群众意见。其次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在那里切切实实地在工作，老老实实的学习，不能光听他对你歌功颂德，即封他为积极分子。

    解放几年来，我们新闻界培养的人才还不多，但是被宗派主义者和那些筑墙、开沟、制造木板的挤掉的人才竟不少。言之痛尽。

    在陆诒发言之中，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插话问道：“你们《新闻日报》不是在搞大民主吗？”

    陆诒似乎没有听清楚柯庆施的意思，回答说：“柯老，我们《新闻日报》照常出版。”

    这“柯老”之称，在上海很普遍，甚至连毛泽东也随大家喊柯庆施为“柯老”。其实，柯庆施生于一九零二年，当时不过五十五岁而已。他被称之为“柯老”，主要大抵是资格老：柯庆施一九二零年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