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问题。②

    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九七九年，茅盾先生在出版论文集时，还把批判刘绍棠的两篇文章收入集子。就在集子出版之后不久，刘绍棠得以“改正”。茅盾先生托人向刘绍棠表示歉意。后来，在那本集子再印时，茅盾抽掉了那两篇批判刘绍棠的文章。

    刘绍棠的“不知天高地厚”，在于大鸣大放时，他竟敢提出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修正”！

    从维熙当年也是青年作家，后来也被打成“右派”。他是这么回忆的：

    绍棠善饮，几杯热酒下肚之后，天之骄子的神态脱颖而出：“别的还有什么？我们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青年作家，还能对党怀有二心？该说就说，该写就写。比如，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该提出修正意见。”①

    其实，刘绍棠所谓的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修正”，无非是指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

    刘绍棠把他的见解，写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五周年的文章中。

    这下子，刘绍棠闯了大祸。因为他确实“不知天高地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中国的文艺方针，怎可进行“修改”？！

    连郭沫若都对刘绍棠动怒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郭沫若在北京首都剧场批判刘绍棠时，大声呵斥刘绍棠：

    “刘绍棠狂妄至极，把冯雪峰不敢说出和不敢写出的话，说了出来，写了出来！”

    郭沫若还引用民谚批判刘绍棠：“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

    小小的二十一岁的青年作家刘绍棠，连遭周扬、郭沫若、茅盾、老舍这样四位“重量级”的文学主帅的批判，几乎被“踏平”了！

    小小的刘绍棠，也就被随意丑化。种种不实之词，朝他飞来。内中最为耸人听闻的是，所谓刘绍棠“要为三万元而奋斗”。这个谣言，就像关于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一样，传遍了全国。

    三十二年之后，当事者从维熙的回忆，这才澄清了事实的真象：

    我愚笨而懦弱，尽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点，但总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至今仍有一条劣根，遇事过多地为对方着想。那天，在会上我这个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友发言批判之后，我游离开政治话题，给绍棠生活上提出揭发。我结结巴巴地说：“他在《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败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上出现过大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我又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我还说：“有一次，刘患肠炎，考虑到可能是村里食物不洁造成的，便带了些馒头下乡。”会议主持人当即指出我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我落了个态度恶劣，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但是，没过几天，这些“芝麻”在报纸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报导这个会议的记者，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妙笔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绍棠谈及的有三万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三万元而奋斗”。把他患肠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私生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