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界除了揪出了傅雷之外，“中弹”的还有施蛰存、王若望、许杰、徐中玉、阿章……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静流”的《施蛰存的丑恶面目》一文。

    “静流”何人？张春桥也！

    施蛰存先生于一九零五年生于浙江杭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在上海主编了广有影响的大型文学月刊《现代》。此外，他还创作了许多小说、诗、散文，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后来，他在光华大学、沪江大学任教授。解放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

    张春桥批判施蛰存道：

    前些时，施蛰存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才与德》，极尽其污蔑的能事，明目张胆地咆哮着要我们的干部下台。他在报纸上引经据典地鸣出了他们的“怨声”，还在学生面前装出一副委屈相，散布谬论，说“这次整风是第二次肃反”。在揭露了许杰的反动言行后，施蛰存却说：“想不到整风整到许杰头上。”他的《才与德》的论调被批驳得体无完肤时，他却说：“早知今天，这篇文章我也就不写了。”

    张春桥在算了施蛰存的“新账”之后，算起“老账”来了：

    抗日战争期间，施蛰存与杜衡合做生意，圈点出售……

    笔者于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采访了年已八旬的施蛰存先生。他告诉我，张春桥当年只是他手下的“小伙计”罢了——他圈点古书，才十八岁的张春桥在他手下标点古书，拿些“标点费”。

    施蛰存回忆，当年标点古书时，是把古书拆开，再在上面蒙上一张玻璃纸，在玻璃纸上加标点，然后送印刷厂排印。印毕，再去掉玻璃纸，把古书装订如初。

    张春桥的古文底子很差，出了洋相……

    施蛰存先生对我说，只要查一查当年上海的《小晨报》，你就会恍然大悟。

    遵照施蛰存先生的指点，我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小晨报》上，查到了署名“岂以”的《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一文，我果真恍然大悟。

    这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全文如下：

    是年也，旧书走运，“珍本”出头。

    可恨“珍本”之类的东西，古文人忒煞作怪，不标不点，未免要使今人多费一番手脚。在这里，施蛰存，阿英，以至章衣萍等等人便做到了一笔好生意。

    至于这篇文章的标题上的那位姓张的，也许诸君还不认识。事实上，他也的确不能算做什么“作家”；不过，因为他曾经在《太白》之类的杂志上发表过散文，而又做过一任上海杂志公司的助理编辑，与所谓“作家”们略有交往，便也自命为作家，而且还自视为“前进的作家”了。——在文坛之边上，这种“自得其乐”的人是很多的，对于张春桥，自亦不足怪了。

    但笑话来了！不知怎么一来，这位自命“前进新作家”的张春桥也居然标点起旧书来，在上海杂志公司的珍本丛书项下也当了一名标点员：他所担任的工作，是一部《柳亭诗话》和五本《金瓶梅词话》。

    于是，张先生用他在《太白》上写速写的方法“速标”起《柳亭诗话》来。可是，说也笑话，他对于中国的诗实在懂得太少了。他只知道诗有五言七言，而不知道还有四言以至长短句。而且，对于诗话的摘选诗句，有时不一定尽录全章而常常仅提一联或一句，他也不懂。于是，他当然有点感觉到困难。幸而，张先生毕竟是聪明的。他相信为诗总是诗，非五言一定七言，非以四句为一绝即一定以八句为一律。假如违犯这个规条，那就决不是我张春桥自己不懂而一定是《柳亭诗话》的古本印错了。根据这个定例，他就把《柳亭诗话》里的四言诗硬派作五言或七言来标点；而把诗话里所同时列举的不同的诗篇里的诗句也硬用了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