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上海是作家群集之处，“右派”也当然群集。

    在北京和上海之外的作家之中，除了四川的流沙河“‘右’名震全国”，那就要算湖北作家姚雪垠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报导：

    《资产阶级文艺复辟的道路不通姚雪垠的狂想破灭作协武汉分会揭穿了这个右派分子的一贯反动本质》

    报导说，“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从八月五日至二十九日召开了七次座谈会，揭发和批判了姚雪垠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

    批判姚雪垠，跟批判刘绍棠颇为相似，“要害”也是关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需要“发展”的问题：

    姚雪垠首先用所谓“发展”的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来否定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历史条件在不断变化，许多真理也要跟着发展。”并歪曲地说，“今天除了提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外，也提到为知识分子服务。这就是发展。”企图偷天换日地以“为知识分子服务”来代替“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他诬蔑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是“原地踏步走，背诵去年的皇历。”姚雪垠攻击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正确原则为“不仅是简单的，而且是死的”，一个“总原则”而已，说“如果有人企图拿着一个总原则认为是找到了万能的钥匙，随便使用，他难免不跌进教条主义的泥坑。”从这一根本的反动前提出发，他把党对文学事业的政治、思想的领导，诬蔑为教条主义的统治。说什么教条主义“上有领导，下有群众，性的感冒，散布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因此，“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能不缩手缩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于是，姚雪垠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进而提出了资产阶级“百无禁忌”的文学自由的主张代替党的文艺方针。①

    对于姚雪垠的批判，除了武汉的《长江文艺》发表长文之外，《人民日报》也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以半版篇幅发表《为资产阶级文艺复辟鸣锣喝道右派分子姚雪垠灵魂丑恶》。

    刘绍棠年轻，无“老账”可算。批判姚雪垠，当然也就算起他的“老账”来了：从一九二九年算起，一直算到一九四九年！

    于是，姚雪垠被划为“极右派”。

    在这最艰难的时候，姚雪垠把痛苦置之度外，埋头于写作。

    他从一九五七年十月开始，姚雪垠写《李自成》第一卷，至翌年八月完成。

    一九六零年，姚雪垠“摘帽”。

    虽说是“摘帽”了，他仍是“摘帽右派”。好不容易，总算在一九六三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李自成》第一卷。

    紧接着，“文革”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见到中共湖北第一书记王任重，对他说道：

    “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我看过一半，写得不错。你告诉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姚雪垠在大动乱的“文革”岁月，得以写《李自成》。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姚雪垠的信上，又一次作了批示：“同意他的创作计划，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

    在众多的“右派”作家之中，姚雪垠算是例外的幸运。爱读历史小说的毛泽东，曾推荐过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曾多次谈过要从李自成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正因为这样，他两次指示要让姚雪垠“把书写完”，使姚雪垠得以完成长卷《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