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工厂里根本没有政治工作”，生产管理混乱，劳动竞赛搞不起来。他常把党对文艺的领导与教条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它妨碍文艺的发展，因而在实际上处处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他在《上海在沉思中》这篇文章中，一笔抹杀党领导文化艺术的成绩，甚至说成不如解放以前，他恶毒地挑拨说：“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二十多年前胆敢与周扬抗衡的鲁迅，乃是由于一个作家与党委宣传部部长的关系不同。”他认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限制，是多此一举，是妨碍新闻工作者发挥作用。

    刘宾雁对党极端不信任，在群众中散布对党和党的领袖不满情绪。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它解决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系列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然而刘宾雁却说：“八大”没有提出什么新问题，没有好好开展批评！他在报社整风会议上露骨地说：“团代会毛主席说开得好，群众（？）说开得不好，我说开得不好。”邓小平同志在团的“三大”以后，向团的省市委书记讲了话，团中央要把他的讲话印发全国各地团委，刘宾雁也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看，刘宾雁的反党态度多么狂妄！

    这篇文章还指出：

    怎样反官僚主义，克服缺点呢？他说：“我对‘大民主’很感兴趣。”虽然他还没有公开提倡过罢工，他却宣传过罢会。他说：“因为只有‘大民主’才能狠狠地刺激一下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者，使他们清醒。”他在实际工作中，确也曾这么做了。他去年在哈尔滨电机厂就曾经贴出一张条子，说有事可找他，鼓动了一百多工人找他。他看中了些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林希翎那样的右派分子。他说：“犯了错误受了打击、生活困苦和不得志的人，随时都可以引起我的同情。”“我往往把同情寄与被统治者。肃反被斗的、资产阶级、小工商业者没落的、旧知识分子……”他就是欣赏、歌颂和依靠这一批人。

    刘宾雁把社会主义看成漆黑一团，把一切缺点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官僚主义，而所谓官僚主义就是党的领导。他依靠一批对党仇视、不满的分子，主张用大民主的方式，这就是刘宾雁口口声声要“革新”、“反官僚主义”的真实内容。

    刘宾雁中箭了。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此后，他被“下放”到山西、山东和北京郊区的农村，劳动了四年。他在劳动之余，居然背下了一本英日字典。

    直至一九六六年三月，刘宾雁终于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可是，只过了两个月，他便被“内定”为重新打成“右派”。

    “文革”中，刘宾雁又一次被“下放”农村，达八年之久。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刘宾雁仍被报纸点名为“右派分子”。如刘宾雁所说：

    一九七七年五月，上海一位文人所写、全国报纸转载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的文章，和一九六七年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惊人地如出一辙地点出我的名字，而且重新冠以“右派分子”头衔。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预告了以后现实的一个小小侧面：为使“左派”永远是左派，“右派”必须永远的右派。①

    直至一九七九年八月刘宾雁写了《人妖之间》，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刘宾雁这才重新走上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