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双反”运动。

    随着“双反”运动的开展，那“反保守”被引导到反对“反右派运动”中的“保守思想”。于是，全国又进行了一场“反右补课”。许多人在“补课”中被“补为”“右派”。

    傅雷先生就是在“反右补课”中，被“补”为“右派分子”的。

    现任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的李伦新先生告诉笔者，那时他还是小伙子，在共青团上海市委工作，便是在“反右补课”中，坐上“末班车”，被“补”为“右派”。他说，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还忙着批“右派”呢。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反右派运动”结束的时候，把他“补”为“右派”！

    不过，由于他毕竟问题最“轻”，一年后，在第一批“右派”摘帽时，内中就有他。所以，他成了最晚的“右派”、最早的摘帽者！①

    紧接着，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又下达《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指出整风运动要逐渐转入第四阶段，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以前基本结束整风运动。

    这一《指示》指出：

    一定要把整风运动坚持到底，不能虎头蛇尾。各地区、各部门，在目前的“双反”运动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四阶段，即阅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千万不能把这个阶段滑过去。这样，才能进一步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纠正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从目前情况看来，一般地区的整风运动，应当在六月底以前基本结束，如果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有必要延长整风时间，也可以适当延长。

    《指示》还指出：

    为了有力的分化右派分子，各地区、各部门应当选择适当时机，召开右派分子会议或者吸收右派分子参加会议，由负责同志作报告，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并且要组织右派分子加以讨论。对于右派分子还应当注意分别进行工作，以便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有拉有打，争取分化他们，并且督促他们彻底悔改。

    “反右派运动”的最后一仗，是在当年四月。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贴满了批判校长马寅初的大字报。大字标语上写着：“马老，究竟属于哪个马家？”那是批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所谓“哪个马家”，是指马克思还是马尔萨斯？康生指出：“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于是，对于马寅初的批判，成了“反右派运动”尾声中一个强音符。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发言中都汇报了在本地区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右派集团”、“反党集团”斗争的情况。到了六月底，“反右派运动”大体上画上了句号。

    “反右派运动”的恶果，便是导致中国向“左”转：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第一次发出号召，“来一个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判“右派分子”张奚若道：“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正确的。”

    于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凯歌”便响遍中国，“三面红旗”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