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右派分子”沾了国庆十周年的光，虽说第一回按比例只摘掉十分之一的帽子，但是总算开始摘帽了。

    此后，用毛泽东的话来话，“阴摘一批，阳摘一批”，慢慢的，一批又一批总算摘去头上的帽子。

    到了一九六二年，由于“大跃进”受挫，中共中央于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二月三日，朱德说：“这几年党的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这次会议，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通了气，我很满意。”

    八日，陈云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刘少奇则指出：“产生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这么一来，中国的政治气氛转向宽松。

    三月六日，陈毅在广州的创作座谈会上，甚至说了这样的话：

    “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紧接着，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

    “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一时间，“甄别”、“平反”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

    既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脱帽”，而在“反右倾”等运动中批错了的也可以平反，自然也就令人联想到“反右派运动”。

    很多人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反映，在“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右派”甚多，也应予以甄别、平反。

    特别是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对于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示，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领导以莫大的鼓舞。中共中央的指示，批判了统战工作中的“宁‘左’勿右”思想。批示指出：

    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滋长了骄傲自满、宁“左”勿右的思想，这对于党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必须坚决纠正。当前，为了保证顺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既然要批判在统战工作中的“宁‘左’勿右”思想，理所当然，已经到了可以提出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平反的时候了！

    顺便提一笔：就在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告的两天后——十六日，彭德怀发出给毛泽东的长信（即八万言书），申明他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要求“翻”那庐山之“案”。这表明政治气候确实正在“回暖”。

    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由副部长平杰三主持，于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写出了《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指出：

    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