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成了普遍的规律：“右派分子”在“文革”中无一不吃“二遍苦”，雪上加霜！

    这“二遍苦”，比一九五七年更苦：批斗，抄家，蹲“牛棚”，进劳改队，“扫地出门”回原籍……

    在“文革”中，“右派分子”有了新的称谓：

    已经摘帽的，称之“摘帽右派”；

    未划“右派”的（即当年的“中间偏右”），称之“漏网右派”；

    未摘帽的，称之“老右派”。

    这些“摘帽右派”、“漏网右派”和“老右派”一样，统统算作“右派”，统统算作阶级敌人——“五类分子”！

    细细考证起来，这“五类分子”一词，最初始于“四类分子”一词。

    细细考证起来，这“四类分子”一词，最初见于一九六三年九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

    “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敌人进行说理斗争。正确处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贪污盗窃分子。”

    这“四类分子”指的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简称“地、富、反、坏”。

    “五类分子”的提法，见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对于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

    “地、富、反、坏、右”，即“五类分子”。

    由“四类分子”增至“五类分子”，是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最初是在农村进行。农村在一九五七年没有划过“右派分子”，所以只提“地、富、反、坏”。后来，在城市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是增加了“右”，变成“地、富、反、坏、右”，即“五类分子”。

    本来，毛泽东并不把“右派分子”和“地、富、反、坏”并列的，还是加以区别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曾说：

    “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①

    毛泽东又说：

    “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②

    可是，在“四清”中，毛泽东把“右派”列入“五类分子”之末，也就是把“右派”跟“地、富、反、坏”等同起来了。

    在“文革”中，“右派分子”受到比“地、富、反、坏”更为猛烈的批判，是因为“文革”实际上是“反右派运动”的继续，或者说是第二次“反右派运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内中就反复强调了“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不是那些“死老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却是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因为这样，“文革”成了第二次“反右派运动”。

    《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多处提及了打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比如，第五条中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地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