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的《草木篇》，由于遭到全国性的“挞伐”，他也就成了“名右派”。

    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位二年级的学生，也因一篇散文诗，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受尽折磨。只是他受到的“批判”的“级别”没有流沙河那么“高”，因此知道他的苦难遭遇的人也就不那么多。在初版本发行之后，一九九六年六月起，他从贵州给笔者多次来信，并寄来回忆文章。

    他在信中说：“我期望先生能有机会写一下那些‘无名’的学生‘右派’。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部传记。他们的处境，实在比‘有名’的‘右派’更难。”

    他叫徐成淼。据他回忆，他的散文诗《劝告》是这么写出来的：

    复旦大学化学楼门前是一片花坛。课间，我们从有教堂风格的楼厅里出来，到太阳底下活动活动腿脚。一位名叫徐富达的同学伫立在花坛前，显得精神专注。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问：看什么哪？徐富达答非所问：这花开得有多好，可惜开不了几天就蔫了。这一问一答，竟种下祸根。

    徐成淼的散文诗《劝告》很短小，总共不过一百五十多字。全文如下：

    你无限感伤地对我说：“花刚开，又即刻谢了——好景不长呵！”让我对你说吧：没有花谢，哪能结籽呢？须知花开固然是“好景”，但收获却更是“好景”呵。

    你那么惋惜地对我说：“黄昏的景致是最美丽的，可惜立刻要代之以黑夜了！”让我对你说吧：今天的黄昏虽然过去了，可是明天，不是有一个更美丽的早晨么？

    亲爱的朋友，把你的眼睛看着前面吧！

    《劝告》写于一九五七年初，与“反右派运动”毫不相干。

    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劝告》发表于《复旦》校刊。

    六月，上海《文艺月报》编辑陈家骅到复旦大学组稿，从校刊上选中《劝告》。

    八月，《劝告》发表于上海《文艺月报》。

    十一月，风波骤起。当月出版的上海《文艺月报》，发表了《如此“劝告”》一文，上“纲”上“线”，称《劝告》是“鼓励右派东山再起”！

    于是，徐成淼也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蒙尘二十二年！

    那篇《如此“劝告”》，一开头就气势汹汹地质问：

    首先使我模糊的是“劝告”的对象问题；劝告谁呢？左派吗？不！因为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不“收”，而且始终在“放”。这正是通过讨论和辩论，使得“香花”“毒草”得以分辨，有“毒草”就锄掉，使香花更加艳丽夺目，焕发芳香。每一个革命者和拥护革命的人所感觉到的不是“花谢”，而是“社会主义之花”、“人民之花”到处芳香艳丽，比美争妍。既然没有“花谢”，当然也就没有谁会“无限感伤地”说“花刚开，又即刻谢了”。然而徐成淼却不是这样，他叹息“好景不长”，为“毒草”惋惜；这只能是那些“毒草”在死亡里悲哀地喊叫，企图混人耳目，污蔑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光芒万丈，建设成就辉煌；落后的旧中国已经改变了面貌。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不会感到“黄昏美景”已过，“黑夜来临”。只有那些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和仇视人民的右派分子，才污蔑新中国像“黑夜”一样。他们污蔑社会主义建设为“一团糟”，因此他们要“杀共产党人”，“要共产党下台”，企图打破这个所谓“黑夜”，而幻想“美丽的明天”——即妄想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但这是不可能的了。

    徐成淼的“劝告”是充满了这种“幻想”的，它是劝告右派先生们的。

    《如此“劝告”》给《劝告》定下了“毒草”之罪：

    “劝告”的内容又如何呢？作者不是“劝告”右派放下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