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不要继续反共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弃暗投明，重新作人；相反地，作者首先说明“花谢”是为了“结籽”，希望等待比“花开”更好的“收获”，这里的“花”其实是指右派的“毒草”，所以作者劝告他们“忍受”这“黑夜”的过去，等待“明天一个更美丽的早晨”的来临。最后作者希望他的“亲爱的朋友”把“眼睛看着前面”。

    人们不禁要问，徐成淼的这篇百余字的“劝告”，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劝告”的？用意何在？

    “劝告”虽是短短的一章散文诗，但它是含毒的“毒草”，我们必须铲除它。

    对于《劝告》的“批判”，与对于《草木篇》的“批判”，如出一辙。

    且不说把《劝告》引伸为对“右派先生们”的劝告，从政治上加以挞伐，这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如前所述，《劝告》写于一九五七年初，发表于五月九日，那时还没有开始“反右派”，哪来对于“右派先生们”的“劝告”呢？！

    然而，随着《劝告》被打成“毒草”，十七八岁的作者徐成淼也就被打成“右派分子”！

    就是因为那一百五十多字的散文诗《劝告》，使徐成淼蒙受了二十二个春秋的苦难！这是中国“文字狱”的“新纪录”！

    在“文革”中，徐成淼在贵州省一个名叫贵定的小县，“城中心的街口搭起了一个高台”：“我被揪到台前，呈喷气机状；头发被紧拽着，脸上扬，迎着强烈的灯光。眼镜早被打掉……听到批判者指斥我是‘全国文艺界特大右派之一’的时候，那丝微笑不可抑制地又涌了上来；反右那阵子，我还是个学生，连文艺界的门坎都没有跨进去呢；‘大右派’，过奖了！”

    一九七零年，祸不单行，徐成淼得了重病，动大手术，刀口累计长度达二尺多，一共缝了二百多针。贫病交迫，家庭破裂，父母年迈，小女幼弱。他，跌到了人生的最低点！

    徐成淼蒙尘二十二年，得见天日之际，已经步人“不惑”之年。大好青春年华，在斥责声中，在屈辱中度过。

    如今，徐成淼已经是贵州民族学院教授。每当他回首那《劝告》小诗，回首“反右派运动”，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