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之后，笔者收到一封来自遥远的新疆伊犁的来信，写信者名叫杨万才。他是从他的老师——上海复旦大学邵嘉陵教授的来信中，得知我写了。他理所当然关注这本书，因为正是一九五七年那场政治灾难，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悲伤……

    他在信中说：

    “人生苦短，我已年逾六旬。古人云：朝道暮死，足矣！希望能读完后，知道那是为什么。那么寿终正寝时，也可以安然合上这双看得太多太多的双眼了。”

    他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廿九年后的回信——给许杰老师》以及许杰教授的《我与杨万才》一文。我细细读毕，不胜感叹！

    杨万才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可以用“莫名其妙”四字来形容，也可以用“祸从天降”来概括。

    一九五七年，杨万才与徐成淼一样，也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徐成淼由于一首小诗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他则仅仅因为他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从不相识的许杰教授，被划入“右册”！

    尽管杨万才的这封信与政治无关；许杰教授给他回了一封信——这封信也与政治无关。可是，后来在“反右派运动”中，许杰教授成了“大右派”，居然株连这位从未谋面的年轻学生。于是，杨万才也被打成“小右派”！

    杨万才这么回忆道：

    二十九年前，即一九五六年，我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九月的一天，听完蒋孔阳老师的《文艺学引论》课，回到第十宿舍二零五号寝室，同室伙伴正在争阅一大堆函件——新闻系学生交际广、投稿多，信件也特别多。杨开民举起一封信对我说：“委员（当时我是团支部组织委员），有你的信，华东师大来的。”我拆开一看，信末署名是“许杰”。同学们一下都围拢来，好奇地看着这位名作家、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的亲笔信，问我怎么会认识许教授的。

    其实，我并没有见过许教授。

    解放初期，我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就为上海的《亦报》、《通俗报》、《新民晚报》写过通讯报导，稍后还为《文汇报》写过杂文；爱读各种各样的书，一心想当记者、作家……我整天踯躅在老城隍庙九曲桥边的旧书摊旁，随心所欲地翻阅着五花八门的旧书，刚扔下一本看不懂的，又捡起一本《冬至集文》，其中有一篇文章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是美术家看到画面的美，音乐家听到水潺、鸟鸣、山歌美，农民着眼于田肥，而商人却盘算怎样借胜地谋利……这段议论，是十来岁的我所从未想到的，我仿佛读懂了。本能地翻到封面，看到作家“许杰”。

    后来，考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知识增长了，才知道那是谈的“美学”。课余，我搜集了陈望道、朱光潜、黑格尔、克罗齐、伯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着作，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其时固有所得，但更多疑难。于是我想起了“许杰”。

    这时，我已从现代文学史中知道，他是一位知名作家、教授，并且还知道他是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于是，一个毛娃娃竟然提起笔来，给许教授写了一封信，谈体会，提疑问。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现代作家，不到一个星期就给我回了一封不短的信：肯定我的某些想法，解决我的疑难问题，介绍我读什么和如何读；末了，还告诉我、他有一篇美学论文，将发表在下一期的《学术月刊》上，如感兴趣可以找来读读……

    苍劲的字体、平易的语气、渊博的知识、精深的见解，使我和全室同学倾慕不已。当然同伴们更羡慕我能得到这样一位名师的指导。

    须知，杨万才收到许杰的信，是在一九五六年的九月，离开那场“反右派运动”还有九个月！

    然而，随着许杰成为“大右派”，杨万才也就被称为“许杰的喽罗”：

    正当我专心致志地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