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承认了作为一九五七年“右派”核心的“章罗同盟”是不存在的，既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那么，发动“反右派运动”还有必要么？

    那时，中国正在上上下下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既然实践表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那就证明“反右派运动”是错误的。

    人们不由得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本身，提出了怀疑。有人力主，要像彻底否定“文革”那样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

    对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出了回答。

    一九八零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邓小平说：

    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想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①

    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作《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讲话时，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②

    中共中央于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一日发出《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通知》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外有一些同志由于看到改正面很大，因而对反右派斗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严重事实，我们坚决给以反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不进行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于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乱，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通知》对“反右派斗争”的教训作了这样的总结：

    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教训在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今后全党对于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冷静地、细致地加以分析，查明来龙去脉，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畴，什么领域，就应当在这个范畴和领域内解决，而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一刀切”，发动带全局性的政治运动。一定要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如果矛盾的性质一时未能分清，要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决不要把犯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轻易定为敌我矛盾。

    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报告了关于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情况。

    报告从一九五八年初被划为右派的九十六名着名爱国人士中，选出二十七名影响最大的进行复查，予以改正的为二十二名。即：

    章乃器、陈铭枢、黄绍竑、龙云、曾昭抡、吴景超、浦熙修、刘王立明、沈志远、彭一湖、毕鸣岐、黄琪翔、张云川、谢雪红、王造时、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潘大逵。

    不予改正、维持原案的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