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

    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章罗同盟”问题。尽管“章罗同盟”一案是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亲自定下的，报告还是予以否定。报告说，当时章伯钧与罗隆基并不存在联盟，但有呼应。

    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以统一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问题。

    报告中所列五名不予改正、维持原案的右派，是为了证实在一九五七年确实存在着右派，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

    在这五名不予改正的右派中，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乃是人们所料之中。但是，列上彭文应、陈仁炳，未免令人费解。这可能是基于以下考虑：

    一、应有上海方面的代表人物；

    二、彭、陈当时就被称为“章罗同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

    三、彭文应至死不认错，被看作“态度顽固”；

    四、陈仁炳当时还活着，似乎在五名之中应该有一名活着的不予改正的右派。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党的决议形式对“反右派运动”作了正式的结论：

    这一年（引者注：指一九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对于“反右派运动”的“不幸的后果”，其实毛泽东也有所察觉，只是毛泽东所说的“不幸的后果”不同罢了。

    那是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颇有所感地说：

    “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

    确实，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之后，作为“不幸的后果”，那就是毛泽东的“一言堂”。这“一言堂”以至发展到“一句顶一万句”，开始了那更为不幸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