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战士”们非常关注这本书

    一九九六年八月八日，夜深，我刚躺下，忽然电话铃声大作。一听，是傅雷次子傅敏从北京打来的。他告诉我，刚刚接到其兄傅聪从伦敦打来的电话，询问能否得到一本？

    自从《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以来，我不断接到这样的索书电话以及来信。

    在“文革”中，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们，常称之为“五七战士”。然而，如今这“五七战士”又有新的涵义：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人“右”册的人们，戏称自己是“五七战士”。

    由于《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是有关“反右派运动”的非常详尽的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出版以来，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内中特别是“五七战士”们，非常关心这本书。就连那些盗版书商也“关心”此书，在这本书出版不久，盗版本也就迅速“上市”了。

    我发现，中国的“五七战士”们，仿佛已经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联络网。这本书，没有在内地报上登过广告，也没有发过出版消息，但是“五七战士”们互相转告，以至十分偏远的地方，都知道出版了这么一本书。只是这些地方买不到《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所以他们给我来信，希望能够见到这本书。

    也有许多“五七战士”买到此书，跟我畅谈读后感，回忆那幕历史悲歌。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两位“五七战士”——分别是当年中国最大的“党内右派”的夫人和中国最小的“右派分子”，向我倾诉各自那苦难的经历，从特殊的角度反映了那历史悲歌。

    中国最大的“党内右派”夫人来电约见

    一月十三日，正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的“五七战士”陈修良托人转告，希望约我一谈。

    陈修良的丈夫是当年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一九五七年党内最大的“右派分子”。她自己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也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了一对“党内右派夫妻”。

    我在华东医院见到了八十九岁高龄的陈修良。她的记忆力很不错，身体也还好，一口气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她告诉我，《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出版之后，别人很快就告诉了她，她托人买到《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读后感慨万千。她说，作家有勇气写这本书，是很不容易的。一九五七年这么一场“左”的运动，谁都不敢去碰、去写，你能够写出来，表明你有很强的历史责任感。应该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一九五七年的真相，这是为了将来不再发生这样的历史悲剧。

    她患白内障，视力不好。一买到此书，就请人先读了书中关于沙文汉的一节给她听。她说，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事，已经将近四十年，这本书第一次详细地写了此事，她特别高兴。

    她说，她生于一九零七年。一九二五年，十八岁的她便已经成为宁波的学生运动领袖。她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在莫斯科留学时，与杨尚昆、陈伯达是同学。回国后，她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

    陈修良对笔者说，在她的一生中，两回当“右派”。头一回是在苏联，她因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就是“右派”；第二回，则在一九五七年。

    陈修良说，在一九五七年，她在九月先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到了十二月，沙文汉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还算挂了个“浙江省政协委员”的空衔。他在万分郁闷之中，埋头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他写出《中国奴隶制度之探讨》一书。

    精神上的折磨，使沙文汉病倒。一九六四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