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第十五章《艺术悲歌》一节有您的介绍，说您一九一七年生于北京，江苏武进人士。一九四一年因写话剧《风雪夜归人》而广受赞誉。一九四五年您在重庆主编《新民报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谭》时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后在“反右”中被错误打成“小家族集团”的“统帅”。那些批判文章简直是一派胡言，其中最不能理解的是受人尊敬的老舍（舒庆春）先生为什么会对您写那些无聊、尖刻的文章。后来您被送往北大荒监督劳动，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但在“文革”中又被扯进了所谓的“二流堂”，太冤枉了，您一生多坎坷，今年过了春节，您将八十大寿了，祝福您健康，快乐，安度晚年。

    老诗人公刘在一九五七年也是“五七战士”。他在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之后，在一九九六年十月五日从安徽致函笔者：

    “的确，这是描绘反‘右’全景的开山之作。

    “我打算写一部个人‘加冕史’……”

    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沂，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给笔者打来电话说：

    “最近，看了你的《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我也是‘右派’！你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很有意义。

    “这些历史，如果不写下来，慢慢的大家都忘记了……一九五七年，我在部队工作。毛主席曾在三次讲话中，称我是‘左派’。可是，后来我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中，有一节专门写梅朵、姚芳藻“右派夫妇”。我准备送书给他们，事先给他们去了电话。姚芳藻马上说：“我已经听说你出了这本书。据说，书中有四页是写我们的，谢谢你！”可见，他们的消息相当灵通——“五七战士”之间，很快就“通报”消息。

    山东淄博的一位“五七战士”，从外地“右友”那里得知出版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这本书，可是淄博买不到。他给笔者来信，说自己当了二十年“右派分子”，极想一读。笔者马上给他寄去了一册。

    前宁夏文联副主席戈悟觉先生虽不是“五七战士”，但是他来信说：“我在看一书，材料翔实丰富。蓝翎的事情可以补充进去的。”

    我以为他的意见很好。蓝翎原是向俞平伯挑战的两个“小人物”之一，但是在一九五七年也成了“五七战士”，确实很值得写一笔。

    卢郁文之子关注这本书

    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中，曾用了许多篇幅写及了卢郁文先生。关于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却又无论如何无法回避。我在书中尽量采用当时《人民日报》对于卢郁文事件的公开报导，尽量写得客观，全面反映当时对于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的各种看法。

    由于卢郁文先生已经故世，我在一九八九年曾通过民革中央希望采访卢郁文亲属。民革中央告知了卢郁文之子卢存学先生的在广西桂林的通讯处。我曾给卢存学先生去信，他于一九九零年一月九日复函，寄来卢郁文先生简历。我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中，引用了这份简历。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后，尽管他已经调离桂林，迁往广西北海，但是也很快知道了。他于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给我来信及贺卡。他在信中写道：

    顷闻您的纪实文学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业已问世，因北海市地处偏远，文化滞后，书店未见此书，未能拜读为憾。

    尚记十年前我在桂林民革工作时，您曾通过民革中央与我联系，索要家父卢郁文先生资料，并说将趁出差云贵川之机去桂林一晤，惜未如愿。据朋友说，您在这部书中提到了我，并用了我当初提供的资料，急切想读之愿望无日可遏，敬希惠赠该书一册，以了此愿并慰先父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