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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大逵之子寄来父亲回忆录
    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主任委员、当年所谓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潘大逵之子潘必纯先生,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之后,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三十日给笔者来信:

    “从你的书中知道你曾在一九八四年走访过我父亲。父亲已于一九九一年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老人家将他的一生经历写成一本书,书名叫《风雨九十年》。该书由成都出版社出版。我想,也许对你有用,故寄一本与你,留作纪念。

    “我也是你的忠实读者。感谢你为一九五七年蒙冤受屈的知识分子仗义直言。”

    笔者细读了潘大逵先生晚年所写的回忆录,内中这么谈及他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而且写及章乃器面对“批判”的坦荡和磊落:

    “这次人大的小组会议,一开始就进行反右,朱德同志编在我们四川小组。我们小组内当时有右派二人,章乃器是首要,我则次之。初先大家向章集中火力,章都毫不介意地以极简短的语言报之,以‘诬蔑’、‘改造’、‘卑鄙’一类词汇向对方予以反击;别人提出的指责,他既不加以辩护,也不作出回答。他的强项,我还暗自佩服称赞。记得朱德同志在休息时,曾问他受得了么?他回答说:‘没有什么’。

    “可是一轮到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本来是莫须有的事情,却越辩越辩不清,有的批评我的检查是‘进一步、退两步’(以后在四川的批判会上,有的说我的检讨与旧社会的惯犯‘滚案’差不多)。一位名历史学家,也与我同在一组,当我某次检讨不禁泪随声下时,他把我的流泪当作辫子来抓,指着我说:‘你想软化斗争!’这种非常尖锐、十分刻薄的批评,我真有点接受不了。但一散会,他又特来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原谅他刚才讲的有些过分的话,这更令我啼笑皆非。

    “对这些漫天飞来的批评,表面上我只好逆来顺受,要说于心毫无耿耿,那就是欺人之谈了。至于章乃器那种毫不介意,旁若无人的气概,我是自愧弗如的。最后人大举行大会发言,这时周新民、邓初民、章友江(他是国务院参事,并非代表)几位同志对我非常关心,要我在大会上作一次深刻、沉痛而又诚恳的检讨发言,使一些问题让人了解,从而得到澄清。

    “周新民先看过我的发言稿,认为写得可以。我发言后,还有不少人鼓掌以示称许。周新民、邓初民都说检讨比较深刻,回到四川再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了……”

    潘大逵面对不幸的遭遇,甚至闪过自杀的念头:

    “在返川的途中,我曾起过跳入长江的念头,但又怕背上一个畏罪自杀的恶名,更为家人增加不幸,也就只得忍辱偷生,活下去再看。”

    潘大逵从北京回到成都,迎接他的是“反右派斗争”的狂风暴雨:

    “孰知回到成都,风雨更狂暴,省人大会议对我的斗争,民盟组织对我的批判,无不愈演愈烈,好像我犯下滔天罪恶,虽万死亦不足蔽其事,甚至有人要求把我拿去‘敲沙罐(杀我的头)’,若不如此,就难快其心意……

    “有的人说,李井泉(原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川执行‘左’的路线很厉害,但证诸于我,至少他在反右斗争中,对我是手下留情,有所照顾的。要不是他在某次反右会上对我说:‘不要怕,你的职务多嘛,党的政策要包下来,还要给你保留几个职位’,我真的放不了心。

    “当时他那样一说,想来可以免‘敲沙罐’了。这无异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的紧张心情,至此始稍得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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