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邱中鲁先生一九九六年九月八日来信：

    看了大作，我潸然泪下。我是当年定为“情节一般，态度特别恶劣的党内右派分子”，去找柯庆施要求个实事求是，被逮捕送劳动教养。因为是顽固分子，我们这一批约三千人送到甘肃河西走廊，世界风库安西县，昌马河水库工程，劳动教养，去了一个月后就开始“死”，五个月后送到海拔三千七百九十公尺，八百里无人烟的公婆泉，花三百八十万炼了一万五千斤硫子，下马后调到边湾农场。死，死，死，死到一九六二年春节，剩余侥幸活下来的“移民就食”送到新疆。我年年月月写信申诉，到过北京六部口中央统战部，我家破人亡，妻离（没有孩子）……

    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是“右派”！我的右派顺序是“戴帽右派”，“摘帽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右派”，再“戴帽右派”，再“摘帽右派”，再“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右派”，“错划右派”，到“改正右派”。只是换了几个不同的叫法。

    我认为，“右派分子”五十多万，只有五个“没有改正”，运动值得搞那么大？见诸文件的是一九八二年关于清理右派的总结：右派五十五万多，中右及反社会主义分子三十一点七万，经过复查剩下不到三千。冤枉二千多人搞一个右派，反右运动的正确在哪里？

    我是贫农的子弟，上过四年小学，在济南学过三年徒。学徒期间参加了八路军的一个组织，搜集情报，购买当时的违禁品，坐过日本监狱。一九四二年参加八路军，我部打到上海（二十六军），我负伤住院，后部队赴朝，我留在上海公安局当过所长，第一中级法院代审判员。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复查鹰厦铁路和大伙房水库的劳改犯时，我被说成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在反右运动中，我因拒不承认这些罪名而被划成右派。

    平反时我居然不知道早已“摘帽”！

    重庆程世光先生七月十九月给笔者来信说：

    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已拜读，感慨良多。

    我是这场运动的最年轻的当事人，往事历历在目，一九五八年四月我被划为“右派”时才二十一岁。我出身于贫苦家庭，抗日战争时父亲在重庆经商被日机炸死。我只读过小学，后在重庆学徒，工人出身。一九五零年十五岁时就参加了革命，一九五三年入共青团，任铁路工程队工会主席，修宝成铁路，又任过工程处宣传教育干事。一九五七年三月入贵阳党校，学马列主义哲学和中共党史。

    生在新社会，像我这样对事业、工作、前途是积极的，怀着一颗赤诚纯洁的心，在正常情况下，青春是美丽的。可是这场反右派运动，使我坠入冤狱，长达二十一年没有政治生命。但我坚强自信自己不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在劳动中积极肯干，可是在那些年代纵然有铁打的金刚，有“神火凡胎”，也被折磨得精疲力尽，气息奄奄……

    在“文革”中我又被遣送到农村。对此我始终不服，不下上百次地向中央、铁道部、省和原单位申诉，并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和一九七六年三月两次到北京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交申诉材料。在中南海大门口交给毛主席派来收信的解放军干部。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更加重对我的批斗和管制。

    河清有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给我彻底改正平反。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为我平反时，一查材料，原来早在国庆十周年时就已经摘掉了我的帽子，可我一直不知道。直到这次在改正结论签字时才知道。这真是跟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由于那个年代人民无权，国家无法，我又多遭受了妻离子散、遣送农村劳改的冤枉，真是一错再错！

    在“感慨良多”之余，他寄赠诗一首：

    《读叶永烈先生着〈反右派始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