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参加者回忆，会议一开始并不是批丁玲，也不是批陈企霞，甚至也不是查匿名信，而是追查胡风分子。

    2002年6月5日，徐刚向笔者回忆说：一开始，会议的规模不大，内容是批判胡风，地点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家协会楼上最东边的一间办公室，那个办公室不小，有十来张办公桌，参加人员有二十多位十三级以上党员干部，有严辰、白朗、韦君宜、康濯、李又然等人。那个会议主要追查两个人，一个严辰，一个李又然，追查他们和胡风分子的关系。追问严辰和王亚平的关系，严辰说，我们只是在一起喝茶，再问，他还是说我们在一起喝茶。白朗还跟严辰拍了桌子。后来让李又然讲他和胡风分子鲁藜的关系，李说，我爱鲁藜，现在还很爱他。鲁藜是“七月”派诗人，诗作清新而有哲理，解放初曾任天津文协主席，当时已经被点名批判。会议由刘白羽主持，周扬以领导的身份出席，有时讲几句话。徐刚那时年轻，坐在靠门的地方，丁玲坐得比他还要靠门，经常站起来，来回走走，用手揉着腰和脊椎骨，大概是腰疼。这个会开了两三次以后，规模扩大，人数增加，会场改在作协楼上中间的长条形会议室，那里可以容纳三十多人，仍然由刘白羽主持会，中宣部文艺处由林默涵处长带领，全部来参加。这时开始追查匿名信，每人发了一份，是1955年4月，以“作家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名义写给刘少奇的，内容是反映周扬搞宗派主义。就在这个会上，提出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会议内容对外保密，从参加者中间找人，成立了几个小组，整理会议记录。徐刚和袁静一个组，袁静比徐刚年长十岁，那时还是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1957年才调去天津作协。他们白天开会做记录，连夜整理、打印成册，常常是吃完晚饭就开始干，到凌晨一两点才能搞完。徐刚对历史不了解，会上有人提出姚蓬子，徐刚写成“姚碰子”，幸亏有袁静把关。后来，就换成专门的工作人员记录了。再后来会议扩大到七十人，会址改在全国妇联礼堂，那个礼堂可以容纳百十人。9月6日最后一次会周扬讲话后，大家起立热烈鼓掌。

    当时中国作协机关所在地东总布胡同22号，院子里没有礼堂，作协开大会，一般借用同在一条胡同，位置靠东边的出版总署礼堂，或是位于宝珠子胡同的全国妇联礼堂。

    会议结束后，中国作协党组在9月30日将会议情况写了一份报告，报给“中央宣传部并转中央”。

    仔细研究一下这份《报告》就不难发现，这次会议的开法，十分讲究策略。

    会议本来是冲着丁玲去的，但一开始却没有直奔主题。《报告》说，这次会议是“从座谈一封向中央控告检查《文艺报》问题的‘匿名信’开始。那封匿名信认为，去年年底党对于《文艺报》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和检查，是由于文艺界某些领导同志推卸责任，嫁祸《文艺报》，是由于中央‘偏听偏信’的结果。匿名信又诬蔑作协的党组织，诬蔑作协坚持原则批评过《文艺报》和陈企霞的党员同志是‘随波逐流’、‘看风使舵’、‘趁火打劫’，它为受到处分的陈企霞和受到批评的丁玲同志叫屈、辩护。”

    顺藤摸瓜，很快，会议的矛头一转就进入了主题：“会上很多同志提出了许多有力的证据，证明这封匿名信有极大的可能是陈企霞自己写的，因为匿名信中的思想观点完全与陈企霞的相一致，其中说到的事实情节也只有陈企霞才全部知道。而这封信是由别人抄写寄发的，因此，可以肯定一定有人和他合作共谋。会议从对匿名信的讨论和对陈企霞反党活动的揭发与批判中，进一步揭露了陈企霞与丁玲的不正常的关系，和以丁玲为首，并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的小集团。”

    先是追查匿名信，由匿名信追到陈企霞，再从陈企霞追到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