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第七次会上，做了第一次检讨，被斥为“向党进攻”；又在8月31日第12次会上做了第二次检讨，被斥为“虚伪”。她实在是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说才好，于是向党组请求帮助。党组指定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等人同她谈了两次话。

    在帮助丁玲的第一次谈话中，她的所谓“历史问题”被提了出来，是周扬引出的话头，他提议要丁玲谈谈历史，把历史问题搞清楚，丁玲便把在南京被幽禁的情况和自己写过一个条子的错误，和盘托出。周扬、刘白羽、阮章竞三人听完，互相看看，肯定地说：“这当然是自首。”并且问丁玲，为什么过去不搞清楚。丁玲说：“我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就已经讲过了，但是没有做结论，离开延安时我去问过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对我说：‘党是相信你的，你尽管放心，好好工作。’我是完全听了的，也是照着做了的。1952年我也给安子文同志写过信，我也是希望有结论的。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段历史在党组扩大会上再谈。” 刘白羽说：“不要在扩大会上谈了。”

    2001年1月25日，刘白羽同志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到1955年的情况：周扬有一天跟我讲，要谈丁玲的历史问题，你不懂，历史问题很重要。周扬召集邵荃麟、阮章竞、林默涵和我，在东总布胡同22号楼上，把丁玲找去，要她谈“历史问题”，这样一来，就转向了。

    丁玲究其一生，最遭人怀疑的，遭攻击最猛的，就是1933年5月到1936年9月在南京被国民党拘禁的那三年，当时，她始终拒绝为敌人做事、写剧本、编报纸，没有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辞，并且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终于在曹靖华、鲁迅、冯雪峰等人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但是，为了应付敌人，早日获取自由，丁玲曾经写过一个纸条，内容是“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养母读书”，以示自己的消沉，1943年她在延安审干时，主动向组织谈了这个事情。周扬十分清楚，这是丁玲浑身上下最脆弱的一环。在批判丁玲“反党”的时候，他出其不意，朝着丁玲的要害处猛刺了一枪。

    丁玲晚年在回忆任弼时同志时说过：1940年有人告诉我，康生在党校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这话是康生1938年说的，我1940年才知道。我就给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写信，让康生拿出证据来，怎么能随便说呢？我要求组织给作个结论。因为我来延安时没有审查过，组织上便委托弼时同志做这项事。弼时同志找我谈话，我一点也没感觉到他是在审查我。他叮叮当当地问我，我们像聊天一样，谈得很仔细。后来，中央组织部对这段历史作了结论。

    中央组织部于1940年10月4日作出的《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中说：“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结论的末尾，有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和李富春副部长的签名。陈云特意告诉丁玲，结论的最后一句：“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

    2003年8月陈明告诉笔者，当时，陈云同志要中组部把这个结论复写了一份交给丁玲保存，还在上面写道：“丁玲同志，这是中组部几次审查后对你的结论.请你保存一份。”陈明说，现在看，陈云同志这个做法真是有远见，好像就是要预防以后搞运动时会有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