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之初，她就批评过一些学员看不起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倾向。后来，又有人看不起解放区的作品，不看新出版的文章，她都联系着骄傲，进行过批评。在文研所末期，她曾两次严厉批评过我的骄傲，这是造成我曾在一个时期内怕看见她的原因。反对骄傲，提倡虚心学习，是她给我的突出印象之一。

    2、“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认为不妥当。她说过这样一类话：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发现在里面，要有站得起来的人物等等。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来信中提到她向我说过“要写出一本作品来才行”的话，可能指的是这件事实：丁玲和曹禺预备去苏联参加对果戈理的纪念，动身前一天，叫我去帮她买些礼品，她在家里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是得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这段话是我自苏联回来三个月时对我说的，我以为她是在暗示我，出国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骄傲。

    3、1950年11月9号文研所开全体会，宣布1951年第一季学习计划，丁玲讲过一段话：“我们总觉得中国作品太少，但真的少吗？文艺杂志有几十种，没有人能全部看得过来。然而，没有像这样的作品，像我们读了《水浒》，就想去跟人说李逵怎样，武松怎样；看了，大家就吵架，你爱黛玉了，我爱湘云了。可看了我们的作品呢，常常说，生活丰富，语言很好，但不久，便忘记了。前几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吹牛说：《平原烈火》比起《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点，那就是人物，周铁汉还有点概念化。我们说作品少，主要是人物概念。然而，我们每人都想出几本好书，可是这是不能着急的，你们都还十分年轻，哪有这样快呢？”如果把“《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差了一点点”这句话单摘出来是有问题，但上下联系起来看，说她是在鼓励我骄傲便显得牵强了。

    （三）我没有觉得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培养过个人崇拜。我是对她崇拜过的，但这并非由于她的培养，问题在我自己。我曾崇拜过很多人，连长、团长、兵团司令，一直到我们党的很多领袖，我都崇拜过，但同样不能说是他们培养了我的个人崇拜。

    （四）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的感觉，我没有。康濯、田间等同志都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我倒觉得丁玲对文研所干涉得太少，常常盼望她多到所内做些工作。

    （五）丁玲给我的不好的影响有：（1）她捧过《平原烈火》；（2）她偏爱过我（让我给她买出国礼品，让我到她家陪爱伦堡、聂鲁达、刘芭等人吃饭等）。这些会促使我骄傲。但在我心中更多响着的，是她那“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的话。

    最后，徐光耀又谈了自丁、陈事件以来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意见：丁玲假如没有其他政治问题，只有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错误，则仍不失为我党优秀的作家，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许多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在这种气氛下常会说出一些不够认真的话，这很可能助长问题的更复杂、更混乱；即使丁玲很多地方都错了，单就她对培养青年作家的热情和努力来说，也值得党的作家和前辈们学习；对文研所创办几年来的功和过，应该有个恰当估价。

    在第二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徐光耀难逃厄运，罪状之一，便是这一封“性质很严重”的信。

    李之琏说：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协党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