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刚刚担任了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却领受了一个棘手的任务，他要为陈企霞、丁玲写一份查对结论。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郭小川在1959年11月25日《我的思想检查》中说，对丁陈的查对工作基本结束以后，“发生了写丁陈问题结论的人选问题。唐达成写了初稿，不行；要丁宁同志写，她坚决不肯；要林默涵同志写，他为了避免把问题弄得复杂化，也不肯写（李之琏等人攻击的正是他）。于是，就叫我写，我慨然答应下来了。”

    元旦过后第二天，郭小川在家里看了一整天陈企霞的材料，他刚介入情况，一下得不出完整的印象。第二天他去找刘白羽，刘白羽谈话大意是：丁、陈还是有严重错误的，不能全部推翻，但这决不是说要保留“反党小集团”的结论。9日，郭小川说，“这个东西真把我难住了”，没有想到会如此棘手。此后，他时常头疼，失眠，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中。10日下午四时，他开始动笔，终于写出第一段。12日，写了一天也写不下去，临睡前他看了契诃夫的小说《普里希别叶夫中士》，里面写了一个清规戒律极多而又好事的退伍士兵，郭小川感到“他很像陈企霞”，忽然从契诃夫那里找到了感觉。第二天是星期天，他感觉头脑清楚了一点，断断续续写到晚上十点半，一共写了两千字，把最困难的一段完成了。他自嘲地说“这是蜗牛的速度”。

    1月31日是阴历正月初一，郭小川写结论已经写了整整一个月，他这个才气洋溢的诗人，正当壮年的汉子，让一份难产的结论搞得痛苦不堪。他在一种烦躁却又无奈的心绪中，迎来了农历的丁酉年。

    春节放假三天，加上一个星期日，一共休息四天，郭小川几乎一点也没有玩，每天都在家里写，他感到有点对不起爱人和孩子们，但终于写成了初稿，这个初稿可不是陈企霞的结论，而是四百行的长诗《深深的山谷》。

    郭小川终于在2月5日写出了陈企霞结论的第一稿，又用了两天时间修改，2月10日晚上10时半终于改完，他很高兴，立刻拿去给林默涵看。郭小川调来作协前，同林默涵同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关系处得很好，他佩服林默涵的水平，遇事愿意找他商量。14日上午，陈企霞的结论打印出清样。

    但是这个结论初稿没有通过。

    丁、陈结论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都是在周扬主持下进行，固定的参加人员有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

    2月15日下午二时半，周扬、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在中宣部新楼内周扬的办公室开会，讨论陈企霞结论稿。这时，中宣部刚刚由中南海里，迁至沙滩新建的办公大楼。郭小川后来回忆：“草稿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的有：第一，为丁、陈摘掉了‘反党小集团’的帽子，把他们的‘错误’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向党闹独立性’；第二，承认1955年的斗争是过火的，要向丁、陈‘赔礼道歉’”“他们是不同意我的第一遍草稿的某些提法的。周扬似乎对‘赔礼道歉’的说法表示不满，邵荃麟也‘对其中的措词有些意见’，他们的中心意思是：仅仅说他们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向党闹独立性’是不够的，尤其不能向他们‘赔礼道歉’，而必须把问题提得严重一些。当时我做了一点解释，意思是：既然‘反党小集团’的帽子要摘掉，也只能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之类，别的帽子我想不出。好像就在这时，谁想了一个‘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的提法，周扬也表示同意。”郭小川说，这一提法也可能是周扬想出来的。

    接下来便是无休止的修改。

    郭小川从2月17日（星期天）开始了这项苦差事，他感到“困难极了，同时也烦极了。精神上尤其特别疲惫。对于这个工作，我简直一点兴趣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