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简直是一种刑罚。”

    郭小川的难处在于，在对丁、陈问题的事实认定与性质划定上存在着分歧，如何措辞，如何掌握分寸，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而这相互矛盾的想法都要体现在“结论”中。郭小川是夹在中间难做人。

    2月28日晚七时半，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又到周扬那里，讨论修改过的陈企霞结论。这一次，几个人意见比较一致。郭小川提出，他没有参加1955年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不了解情况，希望刘白羽、林默涵能参加核对材料与修改结论工作，这个意见得到通过。郭小川很高兴，这副艰难的重担子，终于有人和他一起担了。会议一直开到11时半。

    3月3日是星期天，林默涵把陈企霞结论稿改了一遍，有些地方改动较大。郭小川把它与自己改的稿子对了一遍，高兴地去向刘白羽汇报。上午他们在周扬那里碰头，几个人又一起改了一遍，形成了陈企霞结论的第二稿，在提法上，把“反党小集团”改成“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从周扬那里出来，郭小川就急匆匆送到打字室，第二天早晨发给中宣部和作协有关领导，征求意见。

    3月30日上午九时，中国作协召开党组会讨论陈企霞结论。雪峰提出，应该先搞一个对“丁陈反党集团”总的结论，对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是非有一个明确说法，然后才能谈陈企霞的结论。郭小川感觉：这实际上是要周扬、刘白羽先认错。党组会开到12点多，没有开完。会后郭小川把意见汇报给刘白羽，刘白羽马上想出一个主意：去找张际春，用他来封冯雪峰他们的嘴。晚五时，他们一起到张际春那里，张际春的意见，还是先搞陈企霞的结论，修改好以后跟他谈话，再拿到研究组讨论。张际春并表示：“以后具体工作全由党组来做。”这意味着，以张际春为组长的研究组要抽身退出了。张际春本来就不大愿意管这件事，他虽然是组长，但在整个查对过程中并没有更多参与，他懂得这里边的复杂。

    4月3日上午，中国作协党组会议继续召开，意见比较一致，原则上同意这个结论，只提出一些文字修改意见。郭小川很高兴，第二天他自己修改了一遍，又把稿子拿给党组成员秦兆阳去改，然后提交党总支讨论。4月8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半，党总支会议讨论陈企霞结论，意见分歧，一直开到六点也没有一致的看法。第二天晚上八点，邵、刘、林、郭又到周扬那里开会，郭小川抱怨没完没了，该尽快结束了。周扬表示，不能这么长久拖下去了，按照总支的意见再作最后一次修改，然后就与陈企霞本人见面。会上还讨论了丁玲的结论，谈了一个轮廓。郭小川10日又在家里勉强改了一天，11日一上班就去打印。至此，这个结论终于定稿，它耗费了郭小川三个月的心血。

    4月16日下午三点，党组书记邵荃麟出面与陈企霞谈话，陈企霞对这个结论意见很多，基本不同意，而且“尖锐地攻击了起草人”。

    不管陈企霞同意不同意，他的结论算是告一段落，郭小川要转向丁玲了。

    陈企霞的结论定稿后，丁玲结论写起来就顺当多了。郭小川后来回忆说，“因为陈企霞的结论已经定了调子，丁玲的结论就可如法炮制了。4月11日，把陈企霞的结论交付打印。4月12日、13日、14日，只三天的时间，我就把丁玲的结论写成。4月15日就去打印。4月23日，我又征求了张海和崔毅对丁玲结论稿的意见，他们共同的看法都觉得材料比较琐碎。4月24日晚，我又根据他们的意见做了一次修改。”

    4月14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一条驻京记者姚芳藻的报道：《作家的消息：丁玲再去桑干河》，文中说：丁玲“决定最近就到桑干河去看看她所熟悉的，被她写到小说中去的主人公们。”显然，丁玲此行是为了续写《在严寒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