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她没能成行，这或许是因为她的结论即将定稿，作协党组不同意她走，或许是她自己十分惦念这件事情，在这个关键的当口不放心走。

    虽然没有离开北京，但丁玲却在家里接受了记者采访，其中有《中国青年》、《文艺报》，这些记者都发了稿子。她还接待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在谈话中强调反对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不健康的文艺批评。天气暖起来，4月16日北京的最高气温达到了摄氏24度，毛衣都穿不住了，春天已然来临，丁玲感到阳光越来越足，天空越来越亮，晒得她家的小院子里暖融融的，那两株西府海棠已经绽放出粉红色的花瓣。

    郭小川却越来越忙，越来越累了。4月10日刘白羽离京外出视察，10天之后邵荃麟也同葛琴一起去了浙江，宣讲“双百”方针，动员大鸣大放。邵荃麟离京前向郭小川交代了三项工作，其中第三项是“丁、陈问题”。党组三个正副书记，只剩下他这个三把手在家主持工作。他还身兼作协秘书长，诸多繁杂事务集于一身。4月21日邵荃麟离京那天，郭小川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心中郁郁，邵、刘均离开北京，工作又压得很多，如何在这期间把事情搞好，是需要多动脑筋的。我原订写诗的计划只好放下了。”4月24日下午，他又修改了丁玲结论，晚六时改完，丁玲的查对结论至此定稿。

    《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首先承认：“调查的结果证明：党组扩大会议及《报告》中提出的例证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这些例证而做出的主要判断——以丁玲为首，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也是根据不足，不能成立的。”

    《结论》肯定了丁玲的成绩：“丁玲同志长期以来从事革命的文学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就是我党的重要作家之一。全国解放以后，她的作品发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她本人也博得了国内外的更大的声誉；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她又担负文学界的负责工作，成为文协（和以后的作协）的党内外的领导人之一、《文艺报》的主编和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在这期间内，她也作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对党有益的工作，她直接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由于她和全体同志的努力，工作也是有成绩的。”

    《结论》接着用了一个“但是”，指出丁玲的错误，主要是骄傲自满情绪和宗派主义态度。说丁玲的骄傲自满情绪，首先表现在对郭沫若、茅盾、老舍、赵树理、周立波等一部分作家的“宗派性的轻蔑态度”上面；丁玲的宗派主义态度，主要表现在排斥周扬与袒护陈企霞上面。

    《结论》讲述了中国作协党组1955年的《报告》中“不符合事实的举例和判断”，主要有七点：

    “一、根据上述查对出来的事实看来，丁玲同志虽有宗派主义的错误，丁玲同志和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也是缺乏原则性的，但她的这种错误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说他们是反党小集团。又，《报告》中认为丁玲同志的‘反党行为是有一贯性的’，这也不合事实。

    “二、《报告》中说到：还有一些党员作家，‘在某些时候也同丁玲的反党集团结成一气；各种各式的小暗流，几乎条条都通向丁玲，在她那里汇合为一股反党的巨流。多福巷十六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据此次查证，当时有一部分党员作家的自由主义作风是比较严重的，而丁玲同志的自由主义作风和宗派主义情绪，对于这些同志、对于党内的团结是有影响的；但把这些说成是反党的‘细流’或‘巨流’是夸大事实的。说‘多福巷十六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也没有事实根据。

    “三、《报告》中说到，丁玲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