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曾‘在文学研究所的学员中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话，说中宣部不重视培养青年作者，只有丁玲个人关心这件事’。据查证，丁玲同志并没有在学员中散布过这样的话。

    “四、《报告》认为，丁玲同志等‘对于经过中央批准的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完全加以抹煞，他们主持的《文艺报》没有组织任何文章宣传第二次文代大会的精神和文件’。据查证，丁玲同志对中宣部的会议上对《文艺报》的粗暴批评的批评曾表示不满，但那时她已离开《文艺报》，在她离开《文艺报》以后，她并没有直接干预《文艺报》的工作。

    “五、《报告》中说到，丁玲同志曾‘假托中央同志的话，说现代中国代表作家的位置已经排定，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据此次查证，这是传闻的失误，丁玲同志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又，《报告》中说到，‘一九五三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据查证，这件事实是有的，但并非丁玲同志的意思，丁玲同志知道后，并立即予以制止。

    “六、《报告》中说到，丁玲同志‘同一些青年写作干部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她又曾‘向学员提倡骄傲：年轻人要骄傲，骄傲才有个性，才有出息！’经此次查证，丁玲同志确常常劝青年写作者好好写一本书，其中有时也夹杂着看重名位的思想；同时，丁玲同志有骄傲自满情绪，在与文学研究所学员的接触中，对他们不无影响，但丁玲同志并没有说过上述的话。

    “七、《报告》认为，‘丁玲同志对于党所发起的批判胡风的运动，一直是消极旁观的’。据查证，丁玲同志在这个运动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表示什么态度的，但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揭露后她曾在报上写了一篇反胡风的文章，不能完全认为她是‘消极旁观’。

    “除以上各点以外，《报告》和传达这个《报告》时的补充发言中，还有一些举例不完全符合事实；还有一些判断是过火的，不恰当的；均应根据前述查对结果予以更正。另外则有一些举例和判断，在查对中未获得充分的证明，不能做出准确的辩正。这里必须指出：当时对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的处理上，是有缺乏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和冷静分析的缺点和错误的。”

    但是，丁玲和陈企霞的查对结论，并没有在中宣部讨论通过，也没有同本人见面。对此，李之琏的解释是：“这个由周扬主持修改的结论稿，还没有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会议上讨论，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了。这个结论没有公布，也没有同本人见面，但有些人却知道已否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郭小川则说：“4月15日以后，丁玲、陈企霞的问题没有马上公之于众。原因为何？看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刘白羽、邵荃麟相继离开北京，刘白羽大约是4月10日后走的，4月底5月初回来；邵荃麟大约是4月22日后走的，5月12日回来。他们外出期间，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第二，他们回来后，又忙于‘整风’，动员‘鸣放’。”查郭小川1957年日记，刘白羽是10日走的，邵荃麟是21日离京，那天是星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