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那里聊天，顺便向他请示一下有关《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因为韦君宜当时下乡去了，《文艺学习》的编务是由我主持的。我跟邵荃麟很熟，几乎无话不谈，虽然在职务上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对他完全没有下级对上级那种拘谨，他对我也完全没有上级对下级那种严肃。那天晚上，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地对我畅谈他在浙江视察时的种种见闻（他当时是人大代表）。他在杭州召开过几次文化界人士座谈会，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收效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动乱期间，他这些行动都被说成是‘煽风点火’了。）对于《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他强调要‘放’，大胆地‘放’。……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20分了，肯定是发生了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风雨年华》）

    倒霉的黄秋耘，刚刚按照整风精神写了一篇措辞尖刻的《刺在哪里》，批评文艺界领导人，此时刊物已经付印，他想撤回也来不及了。不久，中宣部下发了10个准备批判的言论集，黄秋耘名列其中。

    显然，周扬在电话里告诉邵荃麟的，就是毛泽东决定要反击右派，就是《事情正在起变化》。当时，《事情正在起变化》只是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圈子很小，依丁玲当时的处境，她绝对没有阅读的资格，即使看到了，她也不会想到与自己有什么关联，她决不会把自己同“右派”联系在一起。

    就连党组副书记郭小川，也没有听传达的资格。周扬给邵荃麟打电话那天晚上，他很闲在，写了几行诗，读了一会报纸，十时半睡下。一个月之后，郭小川才在陆定一那里看到这篇文章。

    为什么传达范围如此小，保密程度如此高？《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中宣部主要领导读到这里，会意地笑了，或许会想，让丁陈再猖狂一个时期吧，让他们自己去走到顶点吧！

    6月8日之后，整个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丁陈问题的讨论处理也随之升级了，中央书记处直接过问此事。李之琏说：“从此，对丁玲、陈企霞问题如何处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讨论，由部长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别的议题结束后，由陆定一汇报丁玲等问题的处理情况。他没有讲两年来全面的处理经过，只说中宣部在处理丁、陈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彭真听了部长的汇报后，急着插话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部长没有正面答复，只含糊其词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邓小平同志最后只表示：‘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宣传部去讨论好了。’”“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也参加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会后，他把我找到中组部去问明情况。我向安子文又介绍了分歧所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