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丁玲和周扬的关系。刘、阮署名给中宣部长的报告里边，有我反映的问题，但我没有写书面材料，是我记在小本子上，同刘白羽谈的，我反映问题的意思，是要求丁玲回来，大家坐在一起谈谈，也谈历史，包括左联，但是周扬说，现在不谈，将来可以谈。我声明：第一、我决不感到丁、陈无错误；第二、我决不认为自己无错误。我是出于这样的心情反映问题的，我怎么知道事情会搞成那么大，后来开那么大的会呢？但是，我一提材料，就说我起义了，位置就这么摆了，摆了我就下不来。文学讲习所的一些事情，我曾经同丁玲谈过，但是她不听。丁玲说会上揭发的材料有些不是事实，我也为此写过材料，但没有用，有些揭发的问题，我过去完全不知道，现在好像我成了挑拨者，我是罪人，我也要求搞清楚。是否周扬、刘白羽、林默涵事先搞了个“反党小集团”框子，我没有感觉，但他们的宗派情绪，特别是林默涵，我有感觉，是逐渐明确起来的。

    当时坐在康濯对面的徐刚回忆：康濯跃跃欲言，坐在他旁边的刘白羽有劝阻之意，但康濯还是发言了，推倒了他过去对丁玲的批判。九十年代初康濯逝世前，把徐刚邀到他家，谈话的中心就是，1955年在批判丁陈之前，他写的材料被某些同志断章取义地摘录使用了。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愧疚的事情了！

    “文革”结束以后，丁玲仍然与康濯保持了良好的个人关系，1982年秋天访问湖南，康濯以吁喘瘦弱之身全程陪同，游了衡山，还登览了当时刚刚开发尚未正式开放的张家界风景区，他们有说有笑，叙旧议新，还是好朋友。有人谈到康濯五十年代对她的伤害时，丁玲的回答是：“他就是想要做个好党员嘛！”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康濯去世后，在晋察冀边区就与康濯一起共事，对他十分了解熟悉的孙犁，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这样写到他：“全国解放之后，他在工作上，容有失误；在写作上，或有浮夸。待人处事，或有进退失据。这些都应该放在时代和环境中考虑。要知人论世，论世知人。”康濯的夫人王勉思，认为这一评价十分中肯。

    大家发言之后，党组书记邵荃麟宣布，党组扩大会“暂时休会”。会后，周扬、邵荃麟、刘白羽一起到郭小川的办公室里，讨论了会议的情况，郭小川日记说：“看来，会议是到了摊牌的时候了。”这句话很耐人寻味，要“摊”出来的是张什么“牌”呢？

    这三个下午的会议，周扬是硬着头皮挺过来的。五四年批判胡风，五五年批判丁陈，他都是坐在台上主持会议，代表着党，代表着中宣部，板着冷冰冰的面孔，声色俱厉，调兵遣将纵横捭阖，而这一回，他成了众矢之的，而且不能解释，不能还击，如坐针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