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论是否下得重了一点，同志们还可以讨论，但我想至少丁玲和陈企霞的关系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三、从几个重要历史关键来看丁玲的错误。

    《发言集》中的稿子，是经过了本人修改整理过的。老同志的记录稿与此有所不同：

    周扬发言：一、对前年会的估计。前年的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传达会，三个环节是否错了？有人要追查，仿佛里面有不可告人的事，说是违法乱纪，违反党章，我看，基本上是对的。肃反和思想斗争混在一起，是一个经验。斗争会、给中央的报告，都是合法的。如果是捏造，党还看不出来么？能允许么？同志们对党、对中宣部有不信任的情绪，好像党搞阴谋。有人提出，中宣部办公会议是否代表中央？这一态度不能接受，这是挑战，是无理的要求，是对党的不信任。还有人说前年的会是欺上瞒下、违法乱纪、违反党章。究竟自己看过党章没有？这些意见不能接受。前年的会有偏差，但基本方向正确。为什么？因为它反对危害党的统一、团结的行为，是严肃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是必要的、合法的。斗争尚未结束，仍在进行。1、斗争的确有缺点、错误，要认真检查，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情感，要承认，要弥补；但是更要看到主要的一面，文艺界不经过斗争不能团结。2、还有一部分人，和错误思想有共鸣。文艺界右倾思想有滋长，是极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个人放在党的上面。丁和陈，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丁玲不是普通党员，一度掌握大权，但一贯骄傲自满。丁对前年的会，开始态度是好的，说党挽救了她，当然是被迫讲的。只有经过斗争，才能按党的原则把文艺队伍团结起来。发动这个斗争，是邵荃麟、刘白羽的功劳。

    二、斗争的优缺点。斗争的缺点和错误，我负主要责任，如全错，我负全责。把有些同志搞错了，搞重了，缺乏治病救人。丁和陈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不是工作关系。《文艺报》是独立王国，丁起了支持作用，没有丁，陈搞不起来。当时认为是小集团，后来有反复，现在仍未做结论。反正他们搞了一些人，不听党的招呼，只听个人的。对李又然的隔离很草率，李的思想是有害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但对他隔离是错误的，这一点我应该道歉。对陈企霞的隔离也错了，凡是搞错的，都诚恳纠错。对丁玲，没有在会上提出历史问题，也是对她的保护。给中央的报告，基本情况是对的，某些事有出入，有夸大，判断不当。文讲所不是独立王国，也有成绩，也和丁、陈有关，但不能因此便说没有错误。过去我和丁玲不融洽，这和作风上的毛病也有关。我和丁玲在上海时是一般同志关系，到延安，关系不好，一个在鲁艺、一个在文抗，或者双方都有宗派情绪，责任谁重，可以研究。解放后，丁玲有进步，顾大局，接近人，对丁玲的工作（文学方面的）我未管，我搞文化部，宣传部分工是乔木。丁玲的缺点错误当时我也看到，如她为文讲所的事很激动，后来感到她的态度不对。二次文代会，有些意见争论，我不愿展开，怕伤害团结，这是对党不负责。刘白羽批评我，我记得很深。那时只求团结，不讲批评。反胡风斗争，有人提材料，我感到丁玲对我不是同志式的态度。斗争会后，没有继续做团结、善后工作。丁玲对我的情绪也有抵触。斗争中揭发的材料，要冷静分析、全面判断，如对文讲所，否则很容易犯错误。我对同志关系，政治上要求不严，对自己也不严。我对党是忠实的。主席也批评我不尖锐，在原则问题上不尖锐，实际是政治上的软弱。我的教训，一个是尖锐，一个是实事求是，对人平日的关怀没有，帮助没有。丁玲平日对人关怀，但在政治上腐蚀了别人。但我没有小圈子，就是没有。

    三、关于丁玲的错误。丁、陈的错误，主要在对党的关系上，丁玲对党不忠诚，或不够忠诚。为了帮助丁玲，我讲点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