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三个时期没有很好经受考验：在南京，在延安，在北京。在南京，这是最严重的考验，丁没有经得起，最后屈服了，跟叛徒一起，而且给敌人写了东西，这不是变节是什么？冯达不只是叛徒，而且是特务。徐恩曾是第一流大特务。为什么敌人那么好，她离开南京很自由，敌特不追究。（给敌人写条子的事）到了延安以后隐瞒七年之久（1936——1943年），延安审干时才讲了，这是对党忠实吗？丁对党大不忠。1942年边区革命处于困难时，王实味的文章是丁、陈登出的。丁还写了，跟萧军搞得那么好，不能解释。丁玲什么时候检讨过？特务机关登，当做材料，这能说“忠诚的问题解决了”么？全国解放后，丁玲到北京，身负重责，得奖，但骄傲自满，凌驾于党之上，培养个人势力。文艺整风动员会上丁的讲话，当时感到气焰不对头。《文艺报》办起来，是丁玲的功劳，反《武训传》，她是积极的。丁玲说“《文艺报》是我们几个人办的……”这种气氛就是个人中心。批评丁玲之前康生问我：为什么丁玲的杂文老是“我”字？就是个人突出。丁玲在精神上支持陈企霞，表面要陈检讨，内心的声音是另一套：《文艺报》倒霉，整了陈也整了我，就是有不满情绪。陈的反复，原因就在丁的支持。从整风到检查《文艺报》，有一股味道，就是碰不得，作协领导不能碰，中宣部也不能碰。“一本书主义”是有的，不在于讲过话，而在于思想。说自己是“靠苏联吃饭”，对吗？国际主义是这样么？这不是“一本书主义”是什么？说“周立波是朝里有人好作官”，我什么地方特殊照顾了周立波、赵树理？自以为是大作家，有本钱。根本问题就是个人主义。丁玲在这三个阶段都没有经受住考验，对党不忠。

    四、团结问题。要团结不能没有斗争，不能一团和气，不能温情，不能无是非。什么良心、公正，是资产阶级的滥调。先搞大是非，后搞小是非。

    张光年发言，讲到6月份的前三次党组扩大会议说：丁、陈没有自我检讨，反倒追查，把前年的会描写为一塌糊涂。前年反胡风，是有反党暗流，自由主义严重得很，匿名信是向党挑战。前年的会是党内的批评、斗争会，批判了反党暗流、宗派活动。后来调查的结果，很多材料确有其事。丁玲长期的反党情绪，一有机会便流露。为什么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再不要不老实了。

    田间发言：我同意周扬的发言。文艺界不团结，丁玲、陈企霞、李又然这些人要负责。很早以前丁玲对我说过，周扬不好团结，不止一次。批判胡风开始，她的态度也不好，写文章也无力。辩正材料中，对历史，对胡风问题，推得干干净净。我认为丁与胡的关系暧昧，应该检查。历史上，丁是经过胡风从上海出来的，应该说清楚。检查《文艺报》丁玲不满意，在我和康濯面前说过，是对党不满。文讲所停办的事，她纠缠了很长时间，也是不满。谁同党接近些，她就认为不好。

    会场的情绪激奋慷慨，甚于六月。丁玲事前没有思想准备，对于会议的转向和气氛，十分震惊。李之琏描述说：一些人愤怒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并要她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会场上一阵混乱。会议主持人看到这种僵持局面，让丁玲退下。

    当晚，郭小川坐在灯下，高兴地写下自己的感觉：“会议开得不坏，令人兴奋。”

    但是，也有许多人有不同看法，其中包括中宣部的一些干部。黎之说，“苏一萍多次向我提到6月6日会议周扬等人的态度。有一次他还拿着笔记本给我看，他一再说：‘周扬同志说过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朱寨也觉得批判过火。在我们一起去参加会时，他对他的一位延安同学在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