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对，如有捏造，党审查处分我。我提的材料前年会上都讲了，个别材料丁玲不承认，或看法不一，但我认为全部属实。是否由于我提材料而挑起的斗争？完全错误，那是我靠近党、对党忠诚的表现，只恨提得晚了。我提的是党内团结的问题，但内容有偏差，当初以为把问题提出来，大家开展批评，就可以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开那样的会。开始感到那样的会气氛不好，火力集中对丁、陈，后来想通了，因为，1、看到丁、陈问题的严重；2、揭露了许多材料，让我吃惊，丁玲的问题超过我原来的认识；3、开始了解了丁玲的历史问题。会后我的情绪不稳定，产生错误和缺点。我的发言是有影响的，戈扬发言提出反党暗流，我同意了，但发展了，说暗流有好多细流，汇集到丁玲。

    康濯谈到他对丁、陈的看法：丁是有错误，严重的自由主义，对党的团结有很不好的影响，在我们面前谈周扬，往往不是从党的立场，而是以资产阶级的冷眼旁观，以欣赏、嘲笑的态度。也谈过周的生活，但很少。以她的地位，有意见为何不当面谈？谈了，解决了，为什么还要谈？还要散布？丁玲那份检讨比较接近实际，不深刻，但她发言又否定了。犯错误的原因是，丁玲在顺利环境中，滋长了自满，对党的信任泰然自若，经不起批评。丁玲傲得很，提意见很难提。1953年丁玲给文讲所学员写信，提出修改，她没写信之前，我不敢提，我庸俗，考虑上下级关系。

    康濯发言之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不顾会场上的强大压力，大声批评康濯反复无常。不少人都以钦佩的语调回忆说，在中国作协整风和反右斗争中，韦君宜是个仗义执言、勇于坚持真理的人，她的正直率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她又力保受到批判的《文艺学习》副主编黄秋耘，为此险些被划为右派，多亏蒋南翔、胡乔木、彭真等“一二九”老战友出面保护，才得以过关，但还是免不了挨批斗。

    按照中国作协党组的安排，会议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拿下丁玲、陈企霞，为此，刘白羽从7月22日起就频繁往返于京津之间，力克知情人柳溪，他连25日的大会都没有参加。

    7月26日晚上，邵荃麟告诉林默涵和郭小川：中央书记处批评文艺界“搞得太慢”。

    这个批评分量不轻。中宣部的“宝”押在中国作协身上，押在丁、陈身上，他们要尽快拿下这个大案报功。当天夜里，刘白羽从天津得胜而归，第二天中午他向党组汇报：柳溪终于在25日早晨交代了陈企霞的问题，其中也涉及到丁玲，都是一些杀伤力很强的“重型炸弹”。这个消息令人兴奋，党组决定，把会议规模进一步扩大，让柳溪在会上当众揭发。

    7月28日是星期日，晚八时，周扬又找作协党组领导开会，一直开到深夜11点半。他们对柳溪的揭发虽然很感兴趣，但柳溪毕竟是有问题的人，不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经过研究，决定改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方纪作重点发言，由他来公布柳溪揭发的材料。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提出党内也有右派分子，极少数党员“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了可耻的内应”，“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利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分子联成一气，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9月11日《人民日报》再次就这一问题发表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将右派的范围扩大到“有不少是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

    丁玲离“右派”的标准，或者说是“右派”离丁玲的标准，越来越近了。

    7月29日，新的一周。上午作协没有开党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