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初，丁玲被造反派看管，在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场21队劳动改造。一天深夜，她从熟睡中惊醒过来，屋里电灯亮着，炕头围着一群穿军装的人。她穿好衣服下地，两个女兵过来给她扣上手铐，让她在一张北京军管会签发的逮捕证上签了名，那上面写着“逮捕归案”。然后她被押上一辆汽车。

    那天深夜，在另一个生产队劳动的陈明也同时被捕。从此，他们就音信隔绝，断了联系。

    其实，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坐的是同一列火车，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北京秦城监狱。

    1975年5月20日，丁玲走出秦城监狱的大门时，还有些留恋地回过头去深深望了一眼。她的确有些留恋那间七八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那里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抽水马桶、一个小洗脸池，她留恋那里每天的一份报纸、每月的一本《红旗》杂志。这里的条件确实比宝泉岭农场21队好许多，她不必再干繁重的劳动，不必再受造反派的侮辱呵斥，她从头到尾仔细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和马恩全集。

    前一天，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给她作出《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称：“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遵照毛主席‘调研从严，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权，养起来，每月发给八十元生活费。”

    除了“反党集团”，“右派分子”之外，她又多了一顶头衔：“叛徒”！大概，此生翻身无望了。

    同一天，陈明也被告知：决定释放；不定问题，也不提什么问题；恢复原级别、原工资，分配工作；脱职期间的工资补发；新的工作地区在山西长治，具体工作到后再定。

    随后，丁玲早一天，陈明迟一天，他们一先一后，来到山西省长治市郊区，在老顶山公社嶂头村安家落户。

    两人分别整整六年，劫后重逢，自然悲喜交集，感慨万分。可是他们没有哭，也没有大笑，丁玲见到陈明，第一句话是：“哎呀，这个地方好！”陈明紧紧握着她的手往屋子里面走，说：“两个人在一块就好！”他们终于又在一起了，又有了一个“家”了。那一年，丁玲71岁，陈明58岁。他们要在太行山下的小山村里度余生了。

    丁玲和陈明过的是两个老人的日子，他们有了自己的一个小院子，与农民为邻，相处得很好。生活是平静的，就像缓缓坠落的夕阳。与儿女又恢复了书信联系，知道他们过得还好，也就略觉宽心。陈明写了一首诗，描述丁玲的生活和心态：“满头银发胜少年，药不离口心常甜，泰山压顶步履健，葵花向阳色更鲜。太行山麓湘楠木，笑迎春色满人间。 数不尽的风浪险，一部春秋乐晚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处境没有什么根本性改变，短瞬的欢喜很快就沉寂下去。“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子了”，丁玲有时候不无凄楚地想。

    但是整个政治形势还是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即中共中央（1978）11号文件。6月初，老顶山公社党委向丁玲传达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7月16日，公社党委书记来通知丁玲：奉中共山西省委指示，决定由当地党组织给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7月18日，老顶山公社党委召开了为丁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会议。丁玲在会上发言，表示“完全拥护，衷心感谢”，同时，她请求党“清理复查我这一生，特别是与我的政治生命有关的几个关键问题，并且作出相应的结论。”

    这时的丁玲，已经不满足于摘帽了，她想要把“反党集团”，特别是所谓的“历史问题”，彻底查清楚，重新做结论，她要重获一个清白。因为她已经得到了一些来自“上面”的消息。

    早在3月下旬，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