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的组织生活。”此处的“副部长”即周扬。当时黎辛是文联副秘书长，参加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所以了解内情。

    10月30日，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在北京西苑饭店开幕，丁玲以党员作家的身份出席。在同时套开的全国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新一届中国作协理事，她的票数仅次于巴金，与茅盾并列第二。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她重新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会议期间，丁玲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劫后重逢，十分高兴，原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和学员纷纷来看她，簇拥在她身旁合影，有田间、康濯、马烽、徐刚、徐光耀、邢野、陈淼、吴伯箫、公木、刘真、张凤珠、李纳、逯斐等，他们依然敬重爱戴他们的老师。

    11月8日下午，作代会在西苑饭店会议室举行大会发言，由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李季主持。丁玲来得晚，她在大会接近尾声时，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丁玲复出以后，首次在文艺界大型会议上讲话，听众屏气敛声，精彩处掌声持久不息，场内气氛十分热烈。她说，要是没有我们正确的英明的党，我丁玲这一辈子就没有机会来北京，也没有机会见到大家，我就在这个世界上消亡啦！现在我有发表文章的权利了，很多报社、杂志都来找我，约我写文章，这是我长期以来不敢梦想的事情，我没想到我还能有这一天。她还讲到文艺界的宗派问题，说要是不把这个东西反掉，就很危险。接着她讲了一件事情：“就说派吧，据说是从延安就有了的。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有两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其实，谁有派、谁是派的头子大家心里明白嘛。”

    这件事的起因是这样的：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面转载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的一篇访问记《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作者是赵浩生，采访时间大约在1978年夏天。文中引用周扬的话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王实味的文章，丁玲的文章。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情势不满意。特别是丁玲，那时候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自己首先发表文章。这样的现象不但毛主席注意到，许多老干部也注意到了。他们从前方回来，说延安怎么搞得这么乌烟瘴气……”

    丁玲读了，立刻想起周扬1957年7月25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中，批判她在南京、在延安、在北京，三个时期对党不忠诚。后来刘白羽等许多人的发言，都以此为基调，批判丁玲对党不忠诚。现在，周扬不仅抓住南京的问题不放手，又翻腾出延安时期的老账，这不还是重复1957年批判的调子吗！丁玲自然有气生。

    丁玲讲完，会场上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几个曾经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错批错划的同志纷纷讲话，并不断赢得掌声。这时，会议主持人李季请周扬讲几句。周扬讲到自己受迫害，被打聋了耳朵，讲到被打散的文艺队伍今日重聚，讲到“文艺的春天来临了！”这时萧军在台下高喊：“周扬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

    文代会之后，丁玲于12月21日再次给中组部写材料，要求坚持中组部1940年所做的历史结论。中组部把中国作协的复查结论和她的申述材料一起，报送中央。

    1980年1月25日，中央发出机发［1980］30号文：“中国作家协会：同意你们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