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静静地听着戴克敏的讲演。

    宋埠教案是一件著名事件。帝国主义用他们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传教士们也不远万里地来到了中国，来到了黄安、麻城这样边远的山区传经布道。仅在麻城、宋埠、福田河等地，一下子就建起教堂34间，发展教徒600余人。那是1892年农历五月十八日，宋埠群众在于沙河举行龙船会，庆祝大端阳节。意大利传教士梅保善、乐传道却混在人群中，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引起民愤。宋埠的徐全福和铁门大有寨的李金狗带领当地群众撞开教堂大门，打死洋人梅保善和乐传道，并一把火烧了他们的魔窟教堂。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乃至海外的宋埠教案。

    这件事情发生后，极大地震动了帝国主义的各领事馆，他们提出要100个“凶手”的人头的无理要求。而腐败的清朝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答应重修教堂，赔偿银两，并把徐全福、李金狗两人投刑下狱，许多当时在场的群众也受到责打。宋埠群众愤愤不平，将此事编成花鼓戏、皮影戏到处传唱。

    3年后，年仅10岁的董必武随父亲到宋埠读书，深受“宋埠教案”的影响，至到了武汉，还不时地在王鉴他们面前，非常崇敬地提起徐全福和李金狗两位农民英雄，并因此而对洋人和帝国主义列强表示强烈的不满。

    “群众情绪怎么样？”王鉴习惯性地问了一声王秀松。

    “你听——”王秀松说。

    不等王秀松的话音落点，戴克敏那边的口号声就山呼般地传了过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

    入夜，当王鉴和王秀松在戴克敏这个“革命之家”(戴克敏的父亲戴雷舫早年与董必武十分要好，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乡村知识分子，靠教书维持生计，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坐下来时，不自觉地便谈起了下一步革命工作的问题。

    “克敏，你说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王鉴手端茶杯，像个老大哥一样把目光投向看上去有几分腼腆的戴克敏。

    “我说不好。我连党员都还不是。”虽然讲演时慷慨激昂，但在王鉴和王秀松这两个党员面前，戴克敏却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不怕，随便说说。你看你工作搞得那样好。”说话的是王秀松。他有他的想法，却不好明着提出来。

    王鉴看出了王秀松的心思，抿了一口茶笑着说：“革命到了这一步，光搞舆论宣传还是不够的。在搞好舆论宣传的同时，我们还有两种事情必须赶快抓紧做：第一，要发展壮大我们的组织；第二，要在舆论的感召下，尽可能快地采取行动！”

    “是的。”王鉴这么一说，眉清目秀，长得像女孩子一样机灵，但骨子里却生满了“叛逆”精神的王秀松便十分赞同地说：“你说的有道理。首先，我们现在的行动都是零零散散，各自为战，缺乏必要的联系和统一的部署。这样，看上去热热闹闹，实际上大伙一散场什么都抓不住，形不成更大的威力；其次，没有具体行动就无法触及灵魂。你讲你的，他干他的，到底还是两层皮；第三呢，是不是尽快把夜校办起来，教农民自己识字。这样，工作起来就容易些了。”

    “还有，”见王鉴和王秀松都谈出了自己的想法，戴克敏也不甘落后了。只等王秀松话音一落，就忙不迭地接着说：“还得经常和董必武先生取得联系。如果必要，我们也可以派人到外面去学习、学习。听说有个叫毛润芝的先生，也叫毛泽东，他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蛮有特点。对吧？”

    “对，你俩说的都对。革命我们谁都没搞过。虽说我年长你们三两岁，可也是第一次闹革命呀。以后有哪些不对的地方，还得靠两位仁弟多耽呢。”

    “鉴兄说到哪儿啦！革命虽然无榜样，同舟共济当如何？”

    “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