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母亲，甚至想起了少不懂事时的许多往事……无论如何，这是他的父亲，是这个世上唯一给了他生命的父亲啊！可他绝不犹豫，革命至此，已是离弦之箭：“拖过去——就地镇压恶霸地主王建禄！”

    队员们将王建禄拖进了董家岭子的一片树林，“呼——”的一声，“山崩地裂”的枪声，在黎明前的黄麻大地终于“作”出了到1931年12月即出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的王秀松的“春秋”之章。

    然就是这样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1932年夏天却死在了张国焘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魔掌之中。当时，红军在一片树林里宿营，王秀松把脚泡在水桶里正在伏案工作。通信员突然通知他去开秘密会议。一夜过去了，他却再也没有回来——在“左”倾机会主义肃反扩大化中倒下了。年仅31岁！

    而给他扣上“改组派”的帽子，并最终惨遭杀害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的剥削家庭出身。

    但是，王秀松大义灭亲的壮举至今都被人歌颂——

    共产党员王秀松，一颗红心似火红。

    率队革除恶霸父，为的人民不受穷。

    听罢曹学楷的“故事”，吴光浩等人不得不为“故事”的曲折、生动、甚至于残酷而深深地感动。

    吴光浩说：“看来，不只是我们游击的同志经受了一次炼狱般的磨难。就地坚持的同志，更是艰苦卓绝。不过，诚如克敏所言，有了这样的经历，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可能阻止我们发展、壮大，以至于走向胜利的步伐！”

    但是，敌人和反革命分子却不以为他们的进攻和打击，仅仅只是为了锻炼革命者的决心和意志。第七军一回到木兰山，便又遭到敌人的不断进攻。而黄麻地区又成了敌人进攻木兰山的“大本营”，且木兰山靠近武汉，部队集中活动甚为困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光浩派出的交通员才得知，湖北省委已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同志已经壮烈牺牲。攻占黄安时的“留守司令”刘镇一也同时遇难。因此，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逐步走向成熟的第七军领导人便在洪界山召开会议，决定改变斗争策略。除曹学楷、戴季英、徐朋人等坚持就地斗争之外，将部队编为四个短枪队，分散游击，隐蔽活动，准备在适当时机打回黄麻老区。

    会后，汪奠川即率一队人马南下黄陂；戴克敏、徐其虚率一队人马北出黄安；王树声、廖荣坤则率队东进麻城，沿途联系群众，侦察敌情，打击反动势力，以备接应部队全部返回黄麻地区。而吴光浩的一队人马，则直接进至河口以北，逼近黄安县城，为部队全部返回黄麻占据有利地形。

    同时，这四支短枪队的活动，都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用‘昼伏夜出、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北进’的游击原则，时聚时散，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争取红枪会、仁义会群众，加强地方工作，联络当地以及从暴动区跑出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依靠他们的支持和配合，组织公开和秘密的斗争。”

    从3月中旬到4月初，短短的20几天中，这四支短小精悍的短枪队，即先后在通往武汉的大道上，镇压了麻城福田河民团团总彭汝霖；打死了被黄安县人民称为“曹屠夫”的黄安县公安局局长。不仅为“二次暴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加上曹学楷、王秀松、吴焕先、戴季英等新老坚持就地斗争者的“里应外合”，更闹得黄麻敌人的“大本营”里啸声四声，劫难不断。革命影响不断扩大，劳苦大众闹红的情绪日益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