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奸，有一个不太好的嗜好：嫖娼，搞完了也要公司买单，报账。他的“胃口”很大，既然有公司买单，那就使劲招呼，一个不够那就两个，最多的时候一次能搞五个，十分强悍。

    我有时会阴暗地想，在韩国打炮的成本肯定很高，所以他就跑到中国来打，便宜。

    那个韩国内奸在公司里的地位比较高，平时不苟言笑，很能装。他每次去瞎搞，总让司机在下面等，所以司机怨言很多。

    在这样危机四伏的企业里做事，随机应变是很重要的，你得入乡随俗，不要树敌。

    还有，你要关心那些在公司里不被重视的人，这点很重要，也很关键。

    你要学会融入群众，和他们打成一片，所以后来他们给了我很多资料，其中就包括那个财务是如何做假账的。

    报表是死的，人是活的，企业无论盈亏，财务的大笔一挥，永远就都是盈利，亏了做假账就是。我当时看不过去，想举报，但又不敢。这个行业是很注重名声的，你把上司干掉了，以后还有谁敢用你？

    我知道他们的事，但不说，他们对我也很警惕，处处设防，不给我权力。

    但是，你抽刀断水，水是断不了的。

    也就是说，员工是不能随便被控制的，老板的控制欲越紧，他反抗的就越是厉害。尤其是像这样制度不完善的企业。所以，大家开始还很听话，后来就不听了。接着是销售部的几个老资格，琢磨着如何跳槽，换个环境。

    我的一个朋友，他也想跳，就联系了一个新加坡的公司。

    但他的胆子不够大，面试的时候约上我，目的是让我给他壮胆。

    我那时也算是有了一定的级别，这样的面试，说是面试，其实是个饭局，大家热热闹闹在一起，聊着聊着，一些东西就出来了，比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

    结局是比较戏剧的。

    当天负责面试的新加坡公司的官员，后来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去。也就是说，我本来是陪朋友面试，他没得到消息，我反被看中了。

    这个机会很好，但是我还是推掉了。我说：“很抱歉，我不能去，不是因为你们的公司不够好不够强大，而是职业道德的问题，我不能抢了朋友的饭碗。”那边说：“好吧”。这是我做人的底限。

    我那位朋友最终还是去了那家新加坡的公司，面试官又打电话给我，说：“你现在可以过来了吧”。

    我一想，人家都到这分上了，再拿架子，就给脸不要脸了。

    于是就从了。

    和那家韩国人的公司不同，新加坡人是很有魄力的，敢放权给你，敢用人。

    我观察过新加坡人，他们长的和中国人差不多，但应该是更高级的中国人。

    他们说三种语言，会讲中文，包容性很强，有能力者居之。这一点和韩国公司区别最大，所以在新加坡人的公司里，不会发生财务混乱的事情，内奸和贪污是没有市场的。

    这家公司的高管是新加坡人，幕后老板是美国人，也就是说，新加坡人是美国人的管家。

    他们在广州，这一块能做到很大。

    但这一行很讲帮派的（其实哪一行又不是呢？），香港人和新加坡人是死敌，也就是商场上的竞争对手，恨不能置对手于死地，这是商业竞争，就是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对抗。

    这家公司的势力很大，前身是美国的基金会，曾经排名美国基金会的前五名，最不缺的就是钱。

    这个公司在内地吞并了很多小公司，不停吞并，大鱼吃小鱼。当然他们的战场不仅仅是在中国，在欧洲和亚洲其他地方，他们都买了很多公司来运作。

    我当时的底薪是七千，在其他公司还有兼职，零零总总算下来，月薪有两万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