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人认真追究的，杨度也就避祸搬进了天津租界，闭门读书。对此，倒是辫帅张勋公然站出来为杨度说了句公道话：“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不仅如此，张勋还亲笔写了封信给杨度，对其表示同情。

    一年后（1917年），这个留着大辫子的老头终于干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史称“张勋复辟”。但是，张勋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行事又如此鲁莽与操切，他所导演的这场短命闹剧，最终只能将杨度心目中的“君宪理想”彻底葬送。

    为此，杨度不顾张勋在他落魄时的惺惺惜情而发表了一篇名叫《反对张勋复辟》的公开电：“度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图恢复……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盖无程序之共和国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犹较缓……”

    很显然，杨度仍旧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救国的最佳药方，但他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张勋等人的愚蠢行事和倒行逆施最后只能使“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再见之日”。电文结尾处，杨度将自己悲愤的心情告之天下：“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风云际会，群魔乱舞，杨度空有一身帝王术和治国理念，最终因这次短命的复辟而落花流水，不复再问矣。心灰意冷的杨度，由此遁入空门，转而在佛学中重新思考并反省自己的人生。从此，民国政坛上少了一个政客，而佛学界则多了一位“虎禅师”。

    多年的好友夏寿田在洪宪帝制时期充当内史，也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被新政府通缉，此时他改而信道，两人经常在一起唱和。民国七年（1918年），对帝制派人物的通缉解除后，杨度与夏寿田第三次来到陶然亭的江亭上，杨度再次题词曰：

    江亭无恙剩光宣，朝士重来醉倒。城郭人民今古变，不变西山残照。老憩西湖，壮游瀛海，少把潇湘钓。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

    自古司马文章，卧龙志业，无事寻烦恼，一自庐山看月后，洞澈身心俱了，处处沧桑，人人歌哭，我自随缘好。江亭三叹，人间哀乐多少。

    杨度虽有心学佛，但仍旧抛不下那份救世的志向。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他自写自裱的六句话，曰：“随缘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便医众疾。”友人看后，不觉莞尔道：“你真是个政治和尚，在研究佛学的同时，还念念不忘现实世界！”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杨度一度在山东军阀张宗昌处做过幕僚，还闹出不少的笑话。张宗昌常以汉高祖刘邦（在儒冠中撒尿的那位爷）自命，而最喜戏呼杨度为张良。杨度有一次笑道：“汉高祖能役功人，公仅能役功狗耳。我固然不足以当张良，公亦非汉高可比。”张宗昌说：“那你就是功狗啦？”说罢，狗肉将军放声大笑不已。最逗的是，张宗昌以杨度为参赞，常戏呼杨为“羊肚参赞”，有人以“狗肉将军”与之相配，亦绝“对”也。

    后来北伐军起，杨度密告张宗昌加入国民党，以避免被消灭。张学良得知此事后，问张宗昌：“听说兄台欲为国民党，不知有这事吗？”张宗昌愕然道：“有倒是有。此乃是杨度教我的。”张学良不满地说：“家父与中山先生有旧，与国民党合作应一致行动。如今北伐兵尚未渡河而自相割裂，人必轻我。且家父为吾等团体领袖，如此事宜应由家父出面，才符合规矩。”张宗昌自知失言，只好唯唯答应。

    这时，湖南人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