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的《上海英美租界工部局年报》上。

    这一次华人的抗议浪潮比上一次要更加猛烈，《申报》等媒体也不断发表文章为之造势，工部局在压力之下，也不得不承认华人的要求“所言甚是”，并在当年12月公布了一项决定，那就是让那些“受尊敬的品格高尚的中国人采用事先申请游园券”的方式进入公共花园，但限定每周一次。但是，租界内的高等华人并不愿意接受这种受辱的方式，因而申请入园券的发放为数极少，1889年那一年也不过发放了183张。

    直到1889年3月，上海道台龚照瑗致函英国驻沪总领事许士，信中转述了一位华商关于公共花园的意见，即华人承担了花园的修建、管理等费用，却不能享受到应有的权利，这是极不公平的，因而龚道台要求英国总领事劝说工部局尽快解决此事。工部局在得信之后，坚持认为外侨入园是一种权利，而华人入园只是一种恩惠，如果凭券入园被滥用的话，这一制度将予以取消。

    不过，由于上海道台的介入，加上此时租界的人口已经剧增，工部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次年，工部局在苏州河南岸的四川路（今四川中路）东头、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滩地上修建了一个占地约六亩的新公园，这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华人公园”（如今已成为一块街边绿地）。

    相比外滩公园，华人公园的环境及管理等方面要差得多，但工部局“华洋分园”的处置却在无形之中消弭了华人的抗议之声，但出人意料的是，对外滩公园的强烈批评开始见诸时人的记载之中，而问题恰恰出在那块之前没有出现过的牌子上。

    历史学者罗苏文在《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件事，那就是外滩公共绿地的“座椅风波”。曾有一位华人写信向工部局申诉，称他有两位衣着体面的朋友在外滩草坪散步时，竟遭到巡捕的驱赶，他要求工部局责成巡捕房今后不得干涉在草坪上散步的衣着体面的华人。而有一位外侨则向工部局抱怨说，外滩公共绿地的座椅在傍晚时几乎都被华人劳工阶层所占领，他向工部局申请是否可以自带座椅。在此之前，工部局已经规定外滩公共绿地的座椅可以由衣着体面的华人享用，但在此之后，座椅的使用范围则提升为“更为体面的华人”，由此，巡捕的干涉也就日益频繁了。

    但是，工部局的规定和巡捕的干涉并不能让那些华人劳工阶层放弃去外滩休憩的愿望，因为当时除了外滩之外，并无理想的休息之所。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外国人也希望与华人特别是他们认为低级的华人分离开来，这一愿望在“华洋分园”后便变得更加强烈。在他们的逻辑中，既然华人已经有了自己的花园，就不应该再享受进入外滩花园的权利，那块令华人厌恶的牌子，大概也就是这时开始挂出来的。说白了，这仍旧是华洋分居的老套路。

    事实上，当时禁止华人入内的外国人专用场所并不限于外滩公园，譬如英国总会、德国总会等娱乐场所一向就是禁止华人入内的，历史上知名的跑马场，也从来没有接受过华人做会员。外国人的理由很简单，华人并没有对此有所投入。但外滩公园不一样，一则它是公共花园（Public Park），二来建园及管理费用是由华洋共同承担的。

    资金的来源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外国人那种“华洋分居”的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已经是根深蒂固，因为在他们看来，租界中的华人当时已经是“人满为患”，而且他们还担心过多地与华人平民接触，会有感染时疫的危险。为了屏退华人、给自己保留独享的空间，那块口气强硬的牌子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不可否认，部分华人在公共绿地及游园中出现过一些诸如“摘花践草”、“独占座位”、“挟妓入园”等不守公德的现象，公园中“禁脚踏车、禁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