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子，无二世可传，亦不可传。

    法国则不然，从帝制到共和，从共和到帝制，来回打转，倒颇值得当时的民国借鉴。法国革命最为追求自由民主，因而其酷烈尤甚，不但要砍国王的脑袋，砍贵族的脑袋，砍高级教士的脑袋，闹到最后，革命领袖的脑袋也要被砍掉。最后，砍无可砍，人人都厌恶了这种朝不保夕的民主共和的极大混乱，结果拿破仑横空出世，在煊赫武功下加冕称帝。但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拿破仑帝制同样不稳定，后来法国在革命后的一百年中也一直在帝制与共和中摇摆。倘若以法国为参照物，便可知道中国的共和之路绝不会一帆风顺。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共和制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强大。

    至于拉美国家，那简直就是民主共和制中最糟糕的典型，那些摆脱了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等，他们在美国和法国的影响下也都纷纷采取了民主共和制，但由于他们严重缺乏共和政体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条件，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共和政体也都相率变成寡头独裁政权，而这些独裁者一旦去世，加上没有固定继承人，国内往往群雄并起，举国大乱，民不聊生。

    在文中，古教授特意举出墨西哥的独裁者迪亚斯作为例证，迪亚斯统治墨西哥三十多年，最初尚且相安无事，但迪亚斯年老昏聩后，由于没有法定继承人，结果群雄纷争，国将不国。因此，古教授指出，与其搞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倒不如直接实行帝王专政，因为帝制尚有法统可继，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一旦老寡头死了，众多小寡头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所以，假共和倒不如搞真帝制，这样国泰民安的几率还大些。

    古教授最后总结说，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两，不过各有所适。如果按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条件，君主立宪是相对适宜的选择；如果要实行共和政体，那就应该加重行政部门的权力，而不能像法国那样突出议会权力（法国内阁的频频倒台便是教训）；鉴于中国当前无法实行普选，实行限制代表制和立法一院制颇为可行。

    对于帝制（君主立宪而非专制帝制）的反转，古教授也未置可否，但他预留了但书三点，那就是：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是列强（特别是日本）对恢复帝制没有异议；三是要落实真正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且三者缺一不可。对于这个看法，倾心于立宪政治的梁启超在后来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中也有所提及，后叙之。

    如此看来，古教授不过理论推导，如果以如今之眼光看来，还不得不承认这老头看法之客观英明并为之拍案叫绝呢。文章应当是好文章，只可惜发表的时间地点都不对，结果被那些无耻下流的帝制派故意利用与恶意曲解，人家古教授明明说“共和帝制，各有所适”，到了杨度笔下却成了“共和不如帝制”，这真可谓动机叵测，其祸无穷。

    古德诺第二次来华的时间不过六周，却在无意中被人抬出来唱出一个重头大戏，最后是“哑巴吃黄连”，背了个中国大黑锅。古德诺后来也发现风向不对，他不甘心为帝制派所利用，于是一边在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另一边又在袁总统的批准下将他的文章刊登在《京报》的英文版上，以正视听，但为时晚矣。帝制派不过利用古教授的文章做个引子，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大戏还在后头，但主角已经不是古教授了。

    再者，大洋彼岸的霍普金斯大学即将开学，古校长也无时间精力纠缠于这场笔墨官司，在他返回美国后，杨度反成了古教授“君宪救国”的代言人，真是气煞老古也。更糟糕的还在后面，袁世凯推行帝制失败后，自己身败名裂且不说，还连累了远在美国的古教授。本来古德诺在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其声望并不亚于普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