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了古教授一字千金的《帝制共和论》，袁总统这下真的要订制龙袍，做起皇帝美梦来了。至于杨度那些人，自然把古教授的文章捧为组织筹安会的“圣经”，那种急不可待、一心要抢头功的敬业精神，真是令人非仰慕不足以表示敬意。

    古教授的文章不过是篇理论性的开场白，而杨度等实干家们则于1915年8月14日乘势拉开了帝制运动的帏幕，这便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筹安会”。筹安会挂牌的那天，倒也无甚大的动静，不过将写有“筹安会”三个大字的招牌挂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出了一帮能人策士，可将这乱象百出的民国筹划消停，让小老百姓也能过个安稳日子，倒也不失为一桩善事。

    不料数天后，杨会长便在各大报纸上发布筹安会成立启事，并公布该会之宗旨宣言，其中在宣言中便掐头去尾地窃用了古德诺教授的话，说什么“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最后，杨会长还公布了发起人，分别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筹安六君子”。

    杨度等人尽管声称自己是学术团体，尽管有“爱国热忱”作为掩护，但此文发表后，筹安会的“六君子之心”，也就路人皆知了。筹安会显然不是什么简单的学术研究，而实质上是政治团体；这“六君子”之说法也颇为滑稽，也不知是帝制派媒体还是当时的评论家给他们送了这样一顶帽子，结果一传十、十传百，都喊他们叫“筹安会六君子”。

    这“六君子”本是好词，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两组非常知名的，一是反对明朝宦官魏忠贤而惨遭迫害的“六君子”，即左光斗等人；二是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所害的六君子，即谭嗣同等人。这杨度几位仁兄，叫他们一声“帝制六人帮”倒是恰如其分，他们又何德何能，能配上“六君子”之称呢？真是奇哉怪也，想必是意在讽刺，不足为喜（容笔者揣度，杨度与戊戌被杀的杨锐、刘光第倒是同门师兄弟，莫非“六君子”之反讽，由此而来？）。

    “筹安六君子”何许人也，这里稍作简介。杨度，字皙子，乃湖南湘潭人，他20岁（1894年）时中举人，后来拜在湖南名士王闿运的门下学习经世致用之学；清末新政后，在国内学子留日热潮的带动下，杨度也于1902年东渡扶桑，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师范。后来清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学有所成的杨度便回国参考，初试揭榜后，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第一名则是后来总统府的秘书长梁士诒。

    梁士诒是广东三水人，与梁启超同时就读于佛山书院且于1889年同榜中举，后又在1894年中了进士，入翰林院学习散馆后供职国史馆。梁士诒喜研究财政、河渠等实用之学，当时朝廷给他分配的工作不符合他的兴趣，于是他参加了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并且勇夺第一，但在复试的时候被小人中伤，说他是逆党梁启超之弟，名字也很反动，所谓“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梁士诒的父亲倒是曾与康有为同榜中举），人品可知。当时慈禧太后最恨康梁二人，人所皆知，梁士诒也就心灰意冷，退出竞争；而杨度因是被杀的杨锐、刘光第的同门（同出于王闿运的门下），也就识趣的远遁而去，免得招来横祸。

    受此挫折后，杨度再度远赴日本学习法政，由于他人品潇洒，智商很高，于是很快便声名鹊起，当时还被推为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还想拉他入同盟会，但杨度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既不保皇，也不革命，于是婉拒了孙中山的请求。在日本期间，杨度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一时被人称为宪政理论家，后来清廷派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