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学生到天安门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之后，安福系政客们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学生之所以闹事，主要是因为蔡元培之前过于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这才引发“五四”事件的爆发。在这些人的眼中，蔡元培这个老革命党，居然“老夫聊发少年狂”……贼心不死呐！

    安福系政客的指责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在一战结束之后，蔡校长的确是十分的兴奋与热情，他公开号召学生走出校园，积极参与到国家与社会的活动中去，并对不参与提灯游会的学生施以连坐惩戒，这对北大学生后来热心社会活动的风气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实上，在“五四”游行之前，北大学生已经对段内阁的对日借款举行过抗议活动，而一些学生组织如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演讲团等也发展壮大，这对此后的学生运动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在此压力之下，蔡元培在学生被释放后的第三天便提出辞呈，并悄然离京出走。同时受到指责的还有教育总长傅增湘，他因为同样鼓励学生在一战后的庆祝活动而被迫提出辞职，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却准备提名安福系政客田应璜出任教育总长。

    蔡元培去职的消息传出后，北大学生当晚便以“停课待罪”的方式来挽留自己敬仰的校长。随后，北京各大专学校的校长也宣布全体辞职，团结一致，与蔡先生同进退。而就在这时，积极参与“五四”活动的北大学生郭钦光因愤激病逝，因对同学的哀悼而随后引发了5月19日的北京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实行总罢课，参与的学生总数达到两万五千余人。

    北京学生在5月19日的总罢课已经较“五四”游行成熟许多，他们明确的提出“拒签对德和约、惩办卖国贼、挽留傅增湘总长和蔡元培先生”等要求，这些要求后来被总结为八个字，那就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北京学生的行动，很快便获得了上海、天津、杭州、南京等地学生的支持，他们也纷纷走上街头，使得当时的罢课风潮愈演愈烈。但是，中国人一贯是要面子的嘛，如果北京政府如此轻易的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搁呢？于是总理钱能训就“惩办国贼”的问题答复说：“学生如果有他们的卖国证据，政府自当依法惩办；如徒凭空言，政府不能办到。”

    20日，教育次长袁希涛亲赴北京大学，召开大专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但官立学校校长竟然无一到会。不仅如此，学生们还展开了更积极的活动，他们组织了大量的演讲团，每十人一组，当时称为“十人团”……你巴黎和会有“十人会”，我们就有“十人团”……这些演讲团最初是在周日上大街演讲，在总罢课后，便有更多的演讲团出现在大街上、天桥下、甚至游艺场，到处都有学生们的身影。学生们的演讲赢得了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每一处演讲都有大量的民众前来听讲，听到即将亡国的激愤处，很多人都跟着学生抹泪叹息。又有一些热心的市民，他们给学生们送茶送水，甚至当场捐款捐物，以示对学生的支持。

    不仅如此，学生们还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最早是北大学生将校内消费社的日货全部起出并在文科大操场集中焚毁；随后清华等学校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5月18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将他们自己买的日货，一起拿到先农坛集中焚毁。尽管那天还下着雨，但演讲团仍旧冒雨进行演说，而一些中小学生也很踊跃，他们不但烧了自己的日货，还积极的上台发言。

    学生们的行动引发了日本的恼怒，他们派出军舰前往天津、吴淞等地进行军事恫吓，甚至派出日本浪人去破坏学生的演讲。当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抗议活动的时候，日本军警横加镇压，并将多名学生逮捕。

    由于学生的风潮越闹越大，加之以日本的压力，北京政府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