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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冯玉祥发动政变,段祺瑞再度出山
后,也开始改吃素食,除了自己养几只母鸡下蛋供应外,荤食一概不碰。

    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并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老段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这些人说“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时,老段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后期,吴佩孚困守天津,据说段祺瑞给他送了封信,劝他来日方长,另做打算,不要做鱼死网破的无谓之举。用段公馆里的话来说,就是“老头儿眼看吴小鬼掉在井里头了,小辫提一提,给他指条明路”。最终,吴佩孚还是浮海南遁,临行前将遗弃的粮食、弹药等贴上封条,上面写着“移交段督办”。

    在接到各方的邀请后,老段也未谦虚,他发表通电说:“我也是国民的一分子,如果中国舆论非要我出山不可,我也不会推辞奉公的机会,与南北各方共图时局的安定,这也是我作为国民的义务”……既然你冯、张假意曲承,我老段就姑且来个假戏真唱一下嘛!

    经过这四年的潜伏和思考,段祺瑞对时局有了新的看法,他说:“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延长,自然应该打破一切现有制度,制定出一全新的政治新格局。现在总统、国务员、议员均四散,以前制度下的法律手续均已破坏,我们在收拾时局时,一切不必顾虑,唯以民意为基础,向重新建设共和国方向努力,舍此别无良策。”

    老段的话,颇费思量。在他看来,自辛亥革命后的民主共和尝试已经完全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内阁风波、国会风波、府院之争,这说明民国初年的关于“总统、内阁、国会”的构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无论是护国还是护法,抑或是称帝或者复辟,其实都是对帝制崩溃后制度紊乱的种种挽救,但都无一例外的失败。

    帝制崩溃之后无帝制,但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制度却迟迟不能在实践中产生,辛亥革命党简单幼稚的移植西方制度,其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这其实也是年青的革命党们对中国传统制度、历史现状和具体国情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所导致。事实证明,在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传统的国度里,一个全新的制度构架并未经过严密的理论推导和反复的验证、未经对国民的充分教育普及并建立民众的基本共识便贸然出台实施,出现各种乱象必不可避免,失败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

    由此,段祺瑞提出“打破一切现有制度,制定出一全新的政治新格局”,从思路上说是对的,但在局势一乱再乱的情况下,如何寻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就是难上加难的大问题了。段祺瑞虽说“一切不必顾虑,唯以民意为基础,重新建设共和国”,但当时的民众依旧是混沌无知,政客们一贯的争权夺利,军阀依然用枪杆子说话……这出路在哪里?

    旧者已破,新者未立,收拾旧河山,再建新中国,谈何容易?

    经过与张作霖、冯玉祥等人多次磋商,最后各方决定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临时执政充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种方案,其实是对过去十三年不成功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总结,因为从名义上看,临时执政虽然挂着“临时”二字,却不动声色将之前的总统及总理职权合二为一,不再会有之前的“府院之争”的烦恼了。

    “执政制”说白了就是一种变相的总统制,只不过比内阁制更加适应中国的国情而已。由于作为民意机构的国会已经被解散,而段祺瑞也无意恢复之前的国会,因为不管是第一届国会还是安福国会,都已经堕落为“贿选、猪仔”等可耻的代名词。老段这次不恢复国会,却无人表示反对,说明国会这个玩意在国人心中已毫无价值、毫无信任感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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