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在民国初年的彻底失败，应引发国人更深层次的思考：任何制度构架，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理论设计和验证，没有取得国民的基本共识，没有建立在中国传统制度和具体国情细致分析之上的话，非但失败是必然的，弄得不好就是国家分裂、内战迭起，老百姓家破人亡。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单纯善良的指望引进西方民主制度便可使中国繁荣强盛，这不过是“一股就灵”、“一民主就灵”的幼稚简单之机械思维罢了。

    1924年11月24日，已经是两鬓斑白的段祺瑞在铁狮子胡同（前清陆军部旧址）举行了就职仪式，正式就任为临时执政。上任之后，老段却接过了老对手黎元洪的“废督裁兵”政策。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起起伏伏之后，两人终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可惜的是，为什么这些强人们总是自己强大的时候便要推行“武力统一”，而非要等到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才会想起“废督裁兵”呢？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不过这一次，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却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作了表态，其他各省督军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啥区别，或者“军务善后督办”本就可以简称“督军”或者“督办”，原本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混杂使用。

    段祺瑞随后打出的另一张牌，则是邀请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召开“善后会议”，规划未来中国的制度构架和发展走向（最好能搞个宪法之类的）。但很不幸的是，在这节骨眼上，应邀北上参会的南方革命领袖孙中山却于1925年3月12日去世了，这不免给善后会议蒙上一层阴影。

    从民初的历史可以预测，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很难取得效果。道理很简单，段搞这个会议并不是为了取得民众的共识，而是为了取得上层人物的共识而召开的，代表固然是少了许多，层次也上了好几个台阶，但矛盾呢？利益冲突呢？一样不少嘛！

    譬如会议的重点议题“改革军制”，段执政想拿掉武夫们的军权，哪能这么容易呢？再说“整理财政”这项，中央想收回财政权，那地方上怎么会答应？所以善后会议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

    一句话，善后会议或者说国民大会的召开是需要枪杆子撑腰的，但枪杆子撑腰下又如何会有真正的民意大会呢，这显然是个悖论嘛。这个问题，以前的人解决不了，一个善后会议就可以解决了？不现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