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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段祺瑞下野后的北洋残景
尚想功勋”;另一幅是吴佩孚的长联: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段祺瑞死后,由于其长子段宏业坚持要将其灵柩送往北京安葬,但因为日本侵华导致的时局变动,以至于十多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下葬地,最后只能草草葬在段祺瑞三弟之前买好的坟地,位置就在大道旁边。对此,段祺瑞的一些生前故旧忍不住叹息:“想不到老头子轰轰烈烈的一辈子,死后会没有一块葬身的地方!”

    直到1963年,在段祺瑞生前的好友章士钊、李思浩、曾毓隽等人的努力下,才最终将段祺瑞的遗骨起出,并重新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中。

    段祺瑞的故事到此为止,后面说说被释放的前总统曹锟。曹锟本以为段祺瑞已经下野而自己重获自由,应该出来继续当他的总统了,但各方对此反应冷淡,就连吴佩孚也认为时局未定、时机不到,给曹四爷浇了一瓢凉水,由此也只好死了这个念头。

    在北伐战争后,曹锟见吴佩孚和当年的那批人马已经是昨日黄花,也就放弃了复出的幻想,回到天津隐居去了。在日本侵占东北后,日本也曾多次请曹锟出山担任职务,但始终被曹锟所拒绝。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七十六岁。

    在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巨头的协商下,原颜惠庆内阁复职,并摄行总统职权。但经过这么多的政潮、政变和军阀混战后,北京中央政府的法统早已沦丧殆尽,这个所谓的摄行内阁到底是总统制、内阁总理制、执政制或是其他,已经无人知晓也无人感兴趣,因为颜惠庆及其后来的几个内阁总理如杜锡圭、顾维钧、胡惟德、潘复,在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时期,这些残缺不全的内阁,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既无必要,已经不再为人所重视。

    这原本就是军阀的时期,而且狂欢的高潮和末日到了……宪法与国会,内阁与法统,又算个什么东西呢?

    1926年8月,就在奉直联军在南口取得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决定性胜利之时,南方却已是风云突变。就在一个月前,南方的国民政府宣布出师北伐,随后便从两广打进湖南,一时间如风卷残云,很快便占领了湖南全境并逼近湖北。吴佩孚得知之后急忙率部南返,等到他抵达汉口时,北伐军已经兵临武汉的前沿要地汀泗桥,一场恶战即将展开。

    这不是吴佩孚一个人的战争,而是旧军阀与北伐军决战的开始,这也注定要成为一个时代的节点。

    回顾1926年的中华大地,无处不纷争,无处不烽火。北边有奉军、直鲁联军、吴军及其国民一、二、三军的连续作战,而南边也不太平,湖南有赵恒惕与唐生智在打得头破血流,广西有桂系新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崛起,广东国民政府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东征西讨,更别说四川的大小军阀们,他们从辛亥年后就没有安宁过。

    泱泱中华,南北西东,只听到枪声遍地、炮声隆隆,只可怜那些黎民百姓,辗转反侧,家破人亡。所谓军阀混战,1926年大概就是一个浓缩的高潮罢。这时的中国,早已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群雄逐鹿的兵马场和无辜百姓悲惨的修罗场。

    从大局来看,北方有四大势力,其一是奉系张作霖及附属的张宗昌势力,其控制了东三省、京津、直隶、山东等地,势力最为强大;其次是冯玉祥的国民军,虽然遭遇了南口大败,但冯玉祥从苏联返回后,仍旧可以收拾残部,并在苏联和北伐军的帮助下重出一战;其三是吴佩孚,他在复出之后,虽然貌似强大,但实际上兵力不多,南口之战后已是强弩之末,其四为阎锡山的晋军,这位山西“土豪”原本就是墙头草,谁势力大了就跟着谁,谁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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