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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帝国出轨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两个女儿,Berall和Ceri,她们正在努力睁眼看中国。

    没有任何天文记载表明,1911年的第一场雪,是否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

    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昌,秋天的干燥气候还未完全退去。10月10日,极其普通的一天,一声枪响却在大清国酿成了全面雪崩:先是惊扬起几片雪花,尔后这些雪花凝成了一个雪球,继而越滚越大,声响也越来越洪亮,终于湮没了一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似乎真干净。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此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一家狭小的中餐馆内,有个人正端着盘子——他此时的头衔是“企台”(餐厅服务员),为一位名叫卢瑞连的老板打工。两个多月后,“企台”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如同巫师般准确地预言了这场雪崩的,是一位矮小的日本人,他的名字叫伊藤博文。1909年的春夏之交,伊藤博文向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Claude M. MacDonald)宣称:三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以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为标志,伊藤博文的预测误差只有两个月。

    更为重要的是,伊藤博文精确地预测了这场政治雪崩的真正根源:中央政府权威丧失,“各省谘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各种政治势力在改革的名义下忙于争夺权势。时任日本首相的桂太郎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半年后,伊藤博文到访哈尔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他告诫大清官员,要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导权并控制节奏:“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力,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三天之后,伊藤博文在“东清铁路”的枢纽、哈尔滨火车站遇刺身亡。

    铁路此时已成为东北亚国际争斗的焦点,起于俄国赤塔的“东清铁路”,经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抵达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其自长春以南的路段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划归了日本,那就是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南满铁路”。

    日俄之外,英、美、德、法乃至更为弱小的比利时等国都纷纷各显神通,胡萝卜与大棒齐飞,争夺中国铁路的修筑权、经营权。翻开清末民初的外交史,几乎就是一部铁路争夺史。

    因为关系到国家战略、战备和巨大的经济利权,铁路早已从单纯的经济问题上升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多快好省地建设铁路,与推行以三权分立为目标的宪政,分别成为大清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旋律。但是,这条将带领大清国“走进人间天堂”的“神奇天路”,却最终将大清国导向了死亡之路,出轨倾覆。

    出轨之路,源于民营资本大举进入铁路投资带来的一地鸡毛。

    1898年11月由矿务铁路总局颁布《矿务铁路章程》,就旗帜鲜明地为民营资本保驾护航:“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而总不如商办。除未设局以前,业经开办者不计外,此后多得商办为主,官为设法招徕,尽力保护,仍不准干预该公司事权。”矿务铁路总局被商部取代后(1903年),政府更是明确宣布对民营铁路公司“不另派监督、总办等员,以防弊窦”,同时还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在立法上将保护措施落实下来。

    大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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