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两个女儿，Berall和Ceri，她们正在努力睁眼看中国。

    没有任何天文记载表明，1911年的第一场雪，是否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

    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昌，秋天的干燥气候还未完全退去。10月10日，极其普通的一天，一声枪响却在大清国酿成了全面雪崩：先是惊扬起几片雪花，尔后这些雪花凝成了一个雪球，继而越滚越大，声响也越来越洪亮，终于湮没了一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似乎真干净。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此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一家狭小的中餐馆内，有个人正端着盘子——他此时的头衔是“企台”（餐厅服务员），为一位名叫卢瑞连的老板打工。两个多月后，“企台”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如同巫师般准确地预言了这场雪崩的，是一位矮小的日本人，他的名字叫伊藤博文。1909年的春夏之交，伊藤博文向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Claude M. MacDonald）宣称：三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以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为标志，伊藤博文的预测误差只有两个月。

    更为重要的是，伊藤博文精确地预测了这场政治雪崩的真正根源：中央政府权威丧失，“各省谘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各种政治势力在改革的名义下忙于争夺权势。时任日本首相的桂太郎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半年后，伊藤博文到访哈尔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他告诫大清官员，要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导权并控制节奏：“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力，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三天之后，伊藤博文在“东清铁路”的枢纽、哈尔滨火车站遇刺身亡。

    铁路此时已成为东北亚国际争斗的焦点，起于俄国赤塔的“东清铁路”，经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抵达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其自长春以南的路段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划归了日本，那就是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南满铁路”。

    日俄之外，英、美、德、法乃至更为弱小的比利时等国都纷纷各显神通，胡萝卜与大棒齐飞，争夺中国铁路的修筑权、经营权。翻开清末民初的外交史，几乎就是一部铁路争夺史。

    因为关系到国家战略、战备和巨大的经济利权，铁路早已从单纯的经济问题上升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多快好省地建设铁路，与推行以三权分立为目标的宪政，分别成为大清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旋律。但是，这条将带领大清国“走进人间天堂”的“神奇天路”，却最终将大清国导向了死亡之路，出轨倾覆。

    出轨之路，源于民营资本大举进入铁路投资带来的一地鸡毛。

    1898年11月由矿务铁路总局颁布《矿务铁路章程》，就旗帜鲜明地为民营资本保驾护航：“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而总不如商办。除未设局以前，业经开办者不计外，此后多得商办为主，官为设法招徕，尽力保护，仍不准干预该公司事权。”矿务铁路总局被商部取代后（1903年），政府更是明确宣布对民营铁路公司“不另派监督、总办等员，以防弊窦”，同时还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在立法上将保护措施落实下来。

    大清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