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保护民营资本，还主动向民营资本进行“政治投资”：“独立资本”在50万两以上的路矿，如果其中民营资本过半，则“应照劝赈捐之例予以优奖”，也就是说，够条件的老板们会被授予一定级别的官衔，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这在一切都要以官场级别来衡量价值的大清国，无疑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民营资本的高度重视。

    1906年，在全面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官制改革）中，铁路与航运、电报、邮政等统归邮传部专管，并且成为重中之重。一时间，东风吹，战鼓擂，民营铁路大干快上，到1910年全国已成立了17家商办铁路公司，一派热火朝天。

    民营资本其实并没有钱。张之洞就曾经说得很不客气，华商“趋利也，近则明，远则暗”，“见小、欲速、势散、力微”，“资本难集，心志不齐”。但是，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特殊政策强行上马铁路项目。川路公司得到的特殊政策就是向农民摊派征收“租股”，一斗米一斗米地去筹集铁路经费，因此虽然名为商办，却是在公权力保驾护航下的“二政府”。四川虽是穷省，但行政效率显然比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还要高，几年间就筹集了700多万两铁路建设资金，其中大多数来自小股东。这些连铁路及股票概念都不清楚的农民，据说有7000万之众，他们很容易地被那些坐在北京、成都、宜昌、上海四处办公室的公司高管们“代表”了。

    这些动辄宣称代表7000万人的高管，其实多数是上级领导机关任命的，或者是退居二线找个肥缺养老的老干部，或者是与上面过从甚密的地方士绅。作为掌管如此巨款的要职，他们在官商的双轨制中成了两边都不管或管不上的人，逍遥自在，“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对于他们高举的“利权”大旗，连大清国的财政部（户部）都不相信：“稽之案牍，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

    自古“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按照规划，建设四川铁路需要筹集4000万～5000万两资金，700万两显然还是太少，于是正好为川路公司的高管们提供了机会——他们以保值增值的名义，拿着这笔钱去进行资本经营。大清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就成了川款重点投放的区域，巨额的资金投进了上海的“麻辣股市”。

    这种号称商办民营的公司，其内部之腐败与混乱丝毫也不亚于国有企业，反而因为公家缺位而更为缺少监督和制约。17家民营铁路公司，家家都是乌烟瘴气，丑闻迭出，爱国主义成为恶棍们做无本生意的最好工具。梁启超曾说：“人人以附股为爱国之义务，于是妇女拔簪珥，儿童节羔枣，相率投之若恐后，然此种现象，果遂为国家之福乎？夫附股者，一种之企业行为也，苟附股之动机而非发自企业心，则一国生计之基础，必有受其弊着。盖多数之股东，视其股本有同义捐，而怠于监督之义务，则公司之精神，自兹腐矣。”

    川路公司几乎将当时民营企业的所有问题都集于一身，一个小小的经理人居然动用已筹股本的一半即300万两白银，在上海炒股和放贷，并且脱离了任何监控体系的视线。1910年，持续三年麻辣火暴的上海股市彻底崩盘，300万两全部扔进了黄浦江。

    川路公司随即掀起了内部“扒粪运动”，检举信雪片般飞进朝廷的纪检监察机构，对立各派还充分动用当时正在兴起的报刊，无限制爆料，相互谩骂，而且都是打着“人民”的旗号。随后，公司高管们又请求中央政府延长征收“租股”的期限，由“人民”为上海的炒股失败埋单。但按照此前的进度，百年内都难以筹集到川路的建设费用，铁路实际上成了川路公司少数人的金饭碗。

    此时，又一个解套的机会到来了：中央政府推出了铁路国有政策，全面收购商股。

    在地方才俊们可劲的折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