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就有限的社会资源在民营铁路的大跃进浪潮中被大量浪费。中央政府最后痛苦地发现，商办铁路“奏办多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无奈之下，中央政府只好从1908年起高举治理整顿的大板子，限期无法竣工的商办铁路一律由政府接管，并注销该公司。铁路国有化再度成为主流政策。

    经历了多年的放任，地方上已经形成了相当强大的铁路利益集团。同时，在失控的宪政改革过程中，这个经济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又将势力蔓延到了地方议会，逐渐掌握了能够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方政治势力。铁路国有化，就成为他们利用铁路再捞一把的良机。

    川路公司十分积极地响应中央政府的国有化号召，但随即就冷了下来，因为中央政府拒绝为那炒股损失的300万两白银埋单。当时主管铁路的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把话说得很堂皇也很绝：中央财政的钱来自全国人民，政府没有权力动用它去填窟窿。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级领导人将政府视为人民“管家”，令人耳目一新。

    川路公司几番争取不下，就开始通过群众运动给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摇身一变，从公司的主人成了“人民”的代理人，宣称中央政府一要赖账（赖的可是“人民”的账）二要卖国，这就不仅令自己显得很可怜，而且很可亲，甚至很可敬了。川路公司不仅阻挠地方政府贯彻中央政府包括下令停收“租股”的重要文件，并且号召罢工、罢市和罢课，群体性事件遍布全川！

    一贯软弱的中央政府此时变得强硬，要求地方政府予以坚决打击。而四川地方官场此时明争暗斗十分激烈，省级领导班子内部相互算计，其中还夹杂着北京的政治争斗，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形下，川路公司借机组织起保路会，哥老会等地方势力与同盟会等革命组织相结合，乘乱而起。流血冲突爆发了，四川局势迅速糜烂，中央政府下令驻扎在湖北的军队开赴四川，因此造成武昌空虚，最后引爆了武昌起义。

    这就是帝国出轨的基本脉络。

    百年辛亥革命，无数的人从枪杆子的宏大叙事角度中寻找着伟大与光荣。辛亥革命源自保路运动，这是百年来各种史学流派一致认可的。但是，为什么帝国的列车会在加速革新进程中突然出轨？这其中的大量细节还被湮没在光环背后的阴影之中。

    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场风暴的到来，或许只是小蝴蝶的翅膀扇动了几下而已。我们还是该回归常识，从帝国列车的出轨现场一步步回溯，从官场、商场的每一个凡人的每一个细节，去拾捡、拼接并努力还原当年的场景。如此这般，我们或许能够找出一份更有意义的帝国出轨事故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