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的调查，却发现：在案发前两年，施典章还曾经向陈逸卿名下的其他两家钱庄分号存入款项，而且居然都是在这两家分号宣布倒闭之后。此外，施典章还曾将一笔17万两的公款私自移存至汇丰银行，公司账上亦无记载。

    根据举报线索，邮传部专案组在陈逸卿的一家钱庄分号内查获一个账簿，详细记载了与施典章之间有关的一笔60万两放贷的往来细目。这就是公司账簿上所谓利华银行的存款。

    至此，邮传部专案组认定：施典章“滥放路局所存之亩捐公款”，350万两公款被“亏挪竟至200万两”，这都是“小民之脂膏血汗”，绝不是什么“盈亏乃商家常事”；施典章以购买兰格志股票为幌子，大肆侵吞公司公款，浑水摸鱼；施典章将公款私存到汇丰银行及已经倒闭的钱庄，数额巨大，情迹可疑，“迹近侵蚀”。

    根据大清《商律》，专案组建议责令施典章退赔其亏挪各款，收缴其所有非法所得，并在全案定结后“发交地方官监禁三年，罚金即定为一万两，缴清后方得释放”。相比这件案子引发的巨大雷声，处理结果简直就是毛毛雨。

    谁也料想不到的是，这却揭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场远比金融风暴更为可怕的飓风正在青萍之末酝酿！

    格老子扒粪

    所谓的“租股”，是中央政府批准的为修建铁路筹款的方式之一，它由政府强行摊派到农户头上，随粮征收。四川全省为了建设铁路，租股的负担每年200万两，要从农民口里一粒米一粒米地夺食。千万百姓并无股东之能力，而是在绅商们所把持的政府公权高压下强迫为之。

    北京城宣武门外的永光寺西街是个热闹的所在，全蜀会馆（四川会馆）以及广东的新会会馆和顺德会馆都在这里。1910年9月10日，全蜀会馆聚集了一大群四川老乡，格老子见格老子，倒也不必卷着舌头说那一口带着麻辣味的京腔。

    走进会场，那浓烈的麻辣味变得十分呛人，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上海股灾巨额亏损怎么善后。

    这是上海股灾后在京的川路股东第一次聚会。

    出问题找政府，这是大清国历来的传统，倒不是商人们天生软骨，而是政府实在太强、太有才了。川人兀自在集会上痛心疾首、慷慨陈词，最后还得落实在那张充满了谦卑哀求的状子上面。会议的决议其实很简单：要求在北京对违规入市、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的公司CFO（总收支）施典章提起诉讼，请各有关部门主持公道，同时立即派人到上海查账。

    会后，有人认为仅针对施典章是不够的，施典章出问题，主持公司大政的驻京总理乔树枬难辞其咎，应当责令乔树枬承担连带责任，负责追还损失。借着上海股灾，川路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开始变得更为波诡云谲。

    这样的股东会随后还开过不少次，紧张程度逐渐升级。在10月18日的会议上，决议如下：在京同乡官绅向邮传部和都察院递交联名信，要求在上海的川路董事向上海道署起诉，并请求政府立即查封施典章的家产；致电四川总督及川路董事局，要求在下个月的常会上选举新的总理。

    10月30日，在京股东会议的名称升格为“川汉铁路维持大会”。会议一开始，便明确宣布其宗旨是“对付乔树枬，不认借外债”。“对付乔树枬”是高级管理层的内斗，而“不认借外债”是要维持现有管理层对川路的牢牢掌控。十多天后，一份洋洋洒洒的联名控告信就呈递到了邮传部，信的标题是《川路总理援私舞弊》，控告乔树枬执掌川路大权，却从来没有按照大清的公司法召集过一次股东会议，也未派人查账，导致公司内部“百弊丛生，毫无觉察”。控告信说，考虑到施典章正在积极准备外逃香港，请求中央政府立即责成上海方面将施典章拘押看管，清查其家产，“以备抵债”，